中国发展碰到了“玻璃天花板”。仿佛是，一切改革都已经用尽，所有的“红利”都已经吃光。再改革，再发展，从哪里下手？持续发展的好日子是不是走到了头。中国号“高速列车”会不会慢下来、停下来。

　　从原始公有制走向古代私有制，进一步走向现代“民有制”，是世界地权进化的一般规律。从原始集体村社走向古代大庄园，进一步走向现代民营大农场是世界农村进化的普遍道路。

　　参考世界的规律，摸索自己的路径，中国发展到了重要的“突围”时期。突破口在农村，在地权，在于地权转资本，走向建设民营大农场的新方向。本文是拙着《亚洲与东方学研究——东亚文明的进化》中的一节，此次发表题目与内容有所改动。

　　世界出现过三种类型的地权形态，这就是原始公有制、古代私有制、现代私有制。世界土地制度的原生形态是原始公有制，这是氏族部落时代的土地制度。氏族部落时代是人类的始祖时代，自然的资源草昧未开，人类的知性蒙昧未觉，人口总数稀少，生产能力低下。原始公有制与这个时代的自然与社会特点相适应，表现出天然的原生性与落后性。世界上每个民族都经历过氏族部落时代，因此也都会出现这样的地权形态。当人类社会由部落社会进化为国家社会，地权制度也随之变化，由原始公有制转化为古代私有制，这是土地制度的第一次“民间下移”。古代私有制起初表现为小农私有制，由于地权总呈现“自然集约”的性格，总要从多数人手中向少数人手中转移和集中，大地产的庄园制由是登场。随着时代的发展，地权的“进化”没有停止，由古代土地私有制向现代土地私有制进步，这是土地制度的第二次“民间下移”。现代土地私有制最先表现的是现代小农私有制，同因土地“自然集约”的结果，出现现代农场制，最终成为现代地权制度的归宿。从原始公有制到古代私有制，再由古代私有制至于现代私有制，显示世界地权进化的一般途径。

　　一、原始公有制：世界地权的原生形态

　　“海得村落”与“马尔克公社”是研究欧洲原始公有制的“标本”。马克斯·韦伯在《经济通史》一书中，对这样的地权形态作了研究。在古代日耳曼地区，农民的定居地为村落，每个村落是一个居住单位，也是一个生产单位。每一个村落都分成五个区域。第一区是核心地带，是排列得并不规则的宅地。第二区是用篱笆围拢起来的园地，园地的数目与宅地的数量相同。第三区是耕地。第四区是牧场。第五区是森林。在村落中生活的每一个家庭，占有的住宅、园地、耕地、牧场、森林，合称为“海得”（hide，德文为Hufe，与英文的Have，出于同一个词根）。每个家庭的海得，来自于村落组织的定期分配。每户人家所得的分配大体平均。海得的面积在各个村落中是不同的，几乎是因村而异。作为标准来说，40英亩是维持一个典型家庭的基本亩数。宅地和园地则由各家自由耕作。[1]

　　村民的土地被划分为许多部分，称为“大块”（Gewanne），大块又分成长条的小块。村落中的每个农民，平均占有一块长条地。把耕地分成条块的目的是为了使每个公社的成员都能够在地点不同、肥力不同的地区同等地占有一分土地。这样即使遇到冰雹等灾难也可以同等地受到影响，从而减少了个人的风险。

　　古代日耳曼的耕作按照“三圃制”的方式进行。首先把全部耕地划分为三个区域，在一段时期内，第一区假如播种冬季作物，第二区就播种夏季作物，第三区则休闲。在这样的工作制度下，任何个人的耕作方法都不可能与别人不同，他的一切行动都必须服从集体。村落的首长决定何时播种，何时收割，并且指挥人们在已经播种的土地修筑围篱，与休闲地分割。比村落更大的是马尔克（Mark），它包括森林和荒地。这个更大的团体由几个村落组成，在马尔克中总有一个“村长”的职务，管理马尔克的全部事务。另外还有一个“森林法庭”及由村落代表组成的共同会议。[2]恩格斯这样描述马尔克公社：“德意志野蛮人”夺得了罗马人全部土地的三分之二在自己人当中分配。分配是按照氏族制度进行的。由于征服者的人数相对来说较少，仍有广大的土地未被分配，于是一部分“归全体人民占有”，一部分“归各个部落和氏族占有”。在每个氏族内，则用抽签方法把耕地和草地“平均分给各户”，而森林和牧场“始终没有分配而留作共同使用”，这种土地的分配方式，以及被分配下去的耕地的耕种方式，都是“按照古代的习俗和全体的决定”来调整的。“氏族消失在马尔克公社中了，但在马尔克公社内，其成员间原先的亲属关系的痕迹还往往是很显着的。这样，至少在马尔克公社保存下来的各个国家——在法国北部，在英国，在德国，在斯堪的纳维亚，——氏族组织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地区组织”。[3]日耳曼人这样的古老组织方式，传播到易北河和威悉河一带以外，传播的地区计有斯堪的纳维亚——在挪威，远至卑尔根，在瑞典，直抵达尔河，以及丹麦诸岛和日德兰半岛；盎格鲁—撒克逊和丹麦人入侵后的英格兰及差不多整个法国北部和远至布拉邦特的大部分比利时；德国南部即在多瑙河、伊萨尔河和莱赫河之间的地区。[4]显然，马尔克公社制度实际上成为欧洲地区的一种制度形式。[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