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尽管各地加强了对农资市场的监管，但随着农资市场的逐步放开，品种和数量众多的产品投向市场，以及农资物流市场的快速发展，导致农民在使用农资产品时经常由于知识短缺而引起农资纠纷。在一些边远的地区，出现有关农药、化肥、种子的农资纠纷更让执法者应接不暇、防不胜防。一旦造成事故，给农民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吃亏的到底还是农民，所以，农资纠纷已成为农资市场一个难解的“结”。
　　
　　农资纠纷症“结”之所在
　　农资产品的技术性要求高、专业性强，因此事故的技术鉴定必须由相关单位完成。而这些专业技术人员因此拥有了极大的自由裁定空间，而这个自由裁量权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技术人员可以秉承实事求是的原则和科学认真的态度，处以公心作出科学合理的裁定结果；另一方面，也确有一些专业人士丧失原则和立场，成为金钱和权力的俘虏，他们颠倒黑白，成为某些生产厂家牟利的工具。一旦东窗事发，制售伪冒伪劣农资者，便托关系、找熟人，花钱买“稳定”，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诸如此类实际上是一种“假打”行为，也在很大程度上包庇和助长了制造假冒伪劣农资之风的蔓延，成为一个地区假冒伪劣农资屡打不绝的主要原因之一。
　　地方保护主义也助长了农资纠纷难解之风。目前，在一些地方热衷于以罚代惩，甚至成了一种农资市场打假的主要手段。尽管造成以罚代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是一部分地方领导责任意识不强，错误地认为销售伪劣农资产品影响并不大，加之权钱交易，因而会以种种借口为制假售假者说情，甚至网开一面。比如常见的种子质量和假化肥的纠纷，一些生产单位和售假单位，对农户和基层经销商提出投诉和索赔往往采取拖的办法，初期不予理睬，能拖则拖，其目的就是想拖过收获季节，让受害者无法收集证据，当农户和基层经销商再来寻求鉴定和处理时，问题将变得更为复杂，索赔之路也就难上加难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相应的市场监管缺失，农民和基层经销商的救助渠道不畅，这些特殊性经常会被一些人利用，演变成为制假售假者推御责任和逃避处罚的借口，农民只能在农资纠纷中望而兴叹罢了。
　　在农资纠纷中，农民作为农资产品的消费者，他们永远是一个弱势群体，在发生纠纷时，举证往往缺失，使消费者自已处于被动地位。在购买农资产品时，农户极易忽视的一点就是不索取发票，在与经销商的长期往来中，这几乎成了一种习惯。当然，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不会出问题的，但当前农资更新换代快，新品种不断应市，难免鱼龙混杂，一旦出现问题，手中没有发票，投诉不能举证，口说无凭，在唇枪舌战时他们只能处于有口难开、空口无凭的尴尬境地，这种案例多发生在农药、化肥上。民事诉讼当事人对自已所提出的主张中必须确认的事实，应承担提出证据的责任，也就是常说的“谁主张谁举证”。农民首先应该举证证明你的农药、化肥是从经销商那里购买的，必须提供购买的证据。其次是应该请司法鉴定部门派人现场堪查，将残存农药、化肥或种子样品，以及土壤样品请质检部门化验，取得化验结果，统计假冒伪劣种子、农药或化肥造成的减产数量和绝收的种植面积，提供供货农资营销员以及涉案受害农民代表等证人等。如果调解处理无果，当你向法律投诉，在向法院出示证据时，你的证据材料的来源要有说服力。证据最好是原物，如鉴定结论等，应当在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材料，而农民在购买农资时，出现问题发现被骗以后，往往既无发票，又不能及时收集有力证据，不能承担举证责任，使自已处于劣势地位，农资监管部门也就爱莫能助，农民自咽苦果，这种情况在基层也屡见不鲜了。
　　在基层农资市场中，农资纠纷难解还有另一个原因是分工细。目前，农资监管部门涉及到农业局、工商局、质检局、供销社、公安局等部门。在监管结构中，农资纠纷一出现，一件事可以与这些部门撤清关系，也能和任何部门扯上关系，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政府管理最重要的依据是成文的东西，虽然法律文件是硬件，但是如何解释却是活的。出台农资管理法律文件时，运用的是归纳法，而执行的部门运用的却是演绎法，而且后者的水平更高。比如针对《焦点访谈》报道的“假鸡蛋”事件，各部门好像都说得有理，产品质量的事真不归工商管，农产品的事真不归质监管，但换个角度讲，制假售假的事归不归工商管呢？生产不合格产品归不归质监管呢？在市场中，假冒伪劣商品农资纠纷的出现，归根结底还是利益驱动，特别是在国家加大对农业投入，各项惠农政策让农民种地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时，一些不法生产者和经销商看到了这块令人垂诞欲滴的“大蛋糕”，不择手段地制假售假，致使伪劣农资依然充斥市场。农资纠纷一直居高不下，无不与相关部门的监管扯皮不到位，打假一阵风，维权不得力有一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