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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宪忠:农村人口增长的非经济成因及其对策


济南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俞宪忠教授(博士)

  农村人口增长是中国人口增长的主要增长源,因而也是中国人口增长的主要解释变量,除了养老保障、养育成本、生产力和农业组织等主要经济原因之外,还有一些非经济原因仍在刺激中国农村人口的过快增长。本文所要解读的就是这些非经济成因及其相关对策。

  农村人口增长的六大非经济成因

  成因之一: 男娶女嫁的婚姻文化。如果撇开极少数人和特殊情况而论,在社会生活常态方面,婚姻是每个人和每个家庭所必须面对和经历的极少数对人生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事情之一。婚姻有城乡之别,也有嫁娶之分。在城市中通常只有传统表达习惯上的男娶女嫁,即在婚姻方面通过男娶女嫁的传统表达方式,实现男女双方在性质上的婚姻结合,完全可以不发生事实上绝大多数人也没有发生女方在地理空间方面从父母所在的家庭出嫁到男方家庭,或男方将女方迎娶到自己家庭。一般而言,在城市中通常是男女结婚后既不住在男方家,也不住在女方家,而是离开双方父母单独居住和生活,拥有一个由两个人完全掌控的私人生活空间,其婚姻生活具有较大的独立性。这是为双方家庭和亲朋完全能够接受的事情,也能够获得城市社会生活的完全认同,几乎没有任何不能容忍的排斥现象发生。绝大多数父母也不太愿意与婚后的子女生活在一起,而是愿意较为独立地生活和居住,只要有可能,子女和父母均愿意在相互联系比较方便的情况下,分别单独而安静的生活,互不相扰。对经济条件较好的父母尤其如此。城市较之于农村所具有的良好交通和通讯设施,也为这种婚后生活安排提供了物质技术条件。但是在农村却完全不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传统文化极其浓厚的国家,绝大多数的婚姻结合是女方在地理空间方面出嫁到男方,或者是男方把女方迎娶到自己的家庭里来,由女方家庭到男方家庭的空间变动是农村婚姻结合的基本向度,这是中国农村婚姻活动的基本游戏规则。如果出现了婚姻结合的空间变动向度是男方从自己的家庭“出嫁”到女方家庭的“女娶男嫁”,在中国就被称为“倒插门”,一个“倒插门”的“倒”字,极其形象地表达了不符合中国婚姻游戏规则常态或常规的不正常现象。“倒插门”只是中国婚姻游戏规则的极少数情况,“倒插门”产生的缘由大多是因为男方自然条件、生理原因、经济状况和其他社会因素等,均不如女方,男方按照传统的男娶女嫁规则很难实现婚姻结合,不可能正常地建立起家庭,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选择了绝大多数人所不愿选择的“女娶男嫁”的婚姻模式,因此就成了是“倒插门”性质的超常规和非常态。既然“倒插门”是超常规和非常态,就完全有可能被社会所妄加非议和无端猜测,也常常遭到女方家庭之外的社群排斥,使婚姻的可持续运行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通常是经过一段时间,或者是因为男方娶媳妇的“阴谋”已既成事实,或者是因为已经生育了孩子,或者是因为女方在感情上已经离不开男方,或者是因为女方家庭环境的排斥而无法维持下去,被迫又回到男方在空间上所在的家庭。原本有些创新的“女娶男嫁”婚姻模式,在经历了试错的挫折之后,终于又回归到了“男娶女嫁”的传统窠臼。这也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和“嫁出去的女人是泼出去的水”等说法长期存在的客观原因。男娶女嫁的中国农村婚姻通则,使得人们如果只生育一个孩子,而且又如果是女孩,那么最后的通常情况是女儿出嫁后,家庭中仅剩下孤苦伶仃和无依无靠的老人,既没有社会安全感,也会带来各种老年生活不便,甚至有时病逝在家中而无人知晓。由于这一婚姻文化原因,农村父母总是具有喜男厌女的性别偏好,从而使生育率保持在较高水平。

  成因之二: 重男轻女的性别偏好。除了男娶女嫁的中国农村婚姻文化外,中国农村还极其盛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儒家传统子嗣文化,而且无论男孩还是女孩都必须随父亲而姓,父母的财产也是由男孩子来继承,这些都是中国生育和养育文化的“显规则”或“潜规则 ”。由此必然导致重男轻女的性别偏好和性别歧视,多养育男孩少养育女孩,有了男孩可以不再要女孩,但有了女孩必定还再想方设法生育男孩。儿子能够从父母极其稀缺的有限资源那里,得到比女孩更多的好处,并拥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在发展机会极其有限的社会背景下,男孩具有绝对的优先权,在家庭子女发展序列的重要决策中,男孩具有无可置疑的优先发展权。而且经过很长时间的历史积淀和社会认同,逐步形成了不成文的社会价值规范,形成制度安排方面的 “潜规则”,更重要的是这种性别偏好也得到了女性的认同和默许。母亲会因为养育了男孩而充满自豪和理直气壮,似乎做了一件她作为女人一生中最有价值的事情,是否养育了女孩倒成了不太重要的事情,只是与无生育能力的女人相比时,仅仅养育了女孩的母亲才稍微好一些。在一个有很多儿子和儿媳的大家庭中,儿媳的地位通常在事实上是这样确定的:有男孩的儿媳地位最高,仅有女孩的儿媳地位次之,不能生儿育女的儿媳地位最低,与封建皇宫的情形有相似之处。至于有男无女的儿媳与儿女双全的儿媳之间的地位差异,则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在这样的家庭氛围和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女孩,由于在她世界观形成时期的长期潜移默化,本来是外在强加给她的性别歧视,也会逐步地内化为她自己的价值判断和行为规范,幼年时对性别歧视的忿忿不满会变成成年后的观念认可和行为认同,无奈的现实将会改变和伴随她的一生。她一旦出嫁到别的男人家,又会像她的母亲那样再重蹈重男轻女的性别歧视覆辙。只要是在落后的农村,这种恶性循环就会长盛不已或川流不息,其路径依赖的顽疾很难根除。这种生育选择行为必定导致农村婴儿出生率大大高于城市婴儿出生率。传统文化事实上是传统发展路径在精神领域里的长期积淀,如果说养老保障原因是基于客观事实方面的路径依赖,并且是基于无可奈何性质的被动选择,那么,传统文化原因则是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路径依赖,而且是一种更深层更顽固更具有粘性从而更难摆脱的基于文化诉求性质的主动选择。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社会中,如果发现人们普遍存在有重男轻女和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我们就绝对不应该对此感到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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