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充分发挥市场平抑价格的内在机制，减少价格管制。

　　种种历史事实及经济学理论已经证明，政府的价格管制措施通常难以奏效，政府从来都不可能完全控制价格，人为地抑制市场内在的平衡机制是不可能有效的。最近的例子是非洲的津巴布韦，去年4月时的通货膨胀率约为37倍，总统下命令，于6月底出台强硬政策，禁止生活必需品涨价，一切物价统统减半，得到老百姓的热烈拥护，纷纷走上街头帮助政府检查商店的价格。其结果是商店经营亏损，纷纷关门大吉，造成生产进一步萧条，失业增加，到7月通货膨胀翻了一番，竟然达到76倍，局面近乎失控。

　　价格管制尽管可以短期内抑制通胀，但可能会引发供给短缺和黑市交易，而短缺是更为严重的通胀。由于目前农产品价格上涨是其价值的合理回归，提高农民等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也是符合政策导向的，因此，只要农产品价格上涨不是太离谱，政府就不必过多干涉，而应该更多地依靠市场进行自动调节。如果政府采取强硬措施管制价格，则很可能抑制价格信号发挥诱导资源重新配置的作用，反而使某种商品供应紧张的状况持续更长时间。相反，农产品价格上涨会使得土地收益提高，受比较效益引导，农民增加投入从而使农产品供应增加。

　　4、增加财政对低收入群体和种粮农民的补贴。

　　粮食、猪肉等农产品属于生活必需品，需求弹性非常小，依靠压制需求平抑价格基本不现实。从长远而言，应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力度，同时想方设法提高广大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购买力和对物价上涨的承受力。这样的组合措施将不会扰乱市场自然具有的平抑价格的机制，而是政府在市场之外补充市场的某些不足。市场、政府各司其职，可以使整个社会较为平滑地渡过价格上涨周期，既不至于使部分低收入群体生活压力过大，又不会损害市场体制本身。此外，在种粮成本不断上升，进城务工工资较快上涨的局面下，政府有必要提高粮食收购价，同时补贴农民种粮（包括农药、农具、化肥的补贴），以鼓励其种植粮食，提高粮食供给，这是解决中长期粮价上涨压力的有效路径。

　　5、完善物资储备制度，稳定消费者通胀预期。

　　价格归根到底是由市场各方的主观预期所决定的，消费者如果主观上相信供应将会趋紧、价格将会上涨，就会愿意接受商家报出的高价，甚至可能出现恐慌性抢购。这个时候，政府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及时向市场提供供需信息，必要的时候可以借助政府力量，增加供应。民众一旦相信供应将有保证，其恐慌性需求自然会消退，价格也就失去上涨的动力。决定价格的并不一定是真实的供需，而是人们对于供需状况的主观认知。对一个人口大国，建立完善的物资储备及应急措施十分重要，这不仅为了防止社会突发事件和自然灾害，也可对短期市场供给变化予以调节。政府应建立重要商品供应和储备的预警系统，并将信息及时对外公开发布，消除消费者的恐慌情绪。

　　6、加大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调控力度。

　　通胀既然是货币问题，就得用货币及有关货币的政策解决问题。控制贷款、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扩大央票发行是必要的货币紧缩手段，但近两年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显著增强，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的效果受到了限制和削弱。在这种情况下，应考虑加大利率、汇率等价格型工具的使用频率，加强利率和汇率政策的协调配合。目前一年期存款利率为4.14%，而11月份CPI同比上涨6.9%，负利率局面仍在持续。提高利率对于抑制经济过热、稳定物价、促进经济长期健康发展是非常必要的。提高利率对股市、楼市的长远健康发展而言也是有利的，因为它将促使更多的企业减少对银行贷款的依赖，继而转向债市、股市等其它融资渠道，从而扩大直接融资的比重，促进金融市场的发育；对房地产市场而言，加息不仅可能抑制对房地产的投资性需求，同时还会提醒购房者注意利率成本问题，向购房者提示风险，以保证房地产市场稳定运行。

　　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涨、输入型通胀显著的局面下，人民币升值也是应对通胀的重要工具之一，本币升值有利于降低商品进口价格，从而减轻输入性通胀压力。人民币升值本身也是货币紧缩手段，相对于同样量的外汇涌入，人民币升值使得国内的基础货币投放可以相应减少，从而降低发生通胀的可能性。适当加快人民币汇率升值步伐，对于稳定物价、扩大对外投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也都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