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实施近20年后重新修订颁布，是我国农业技术推广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广大农民和70多万农技推广人员多年的 期盼，对依法治农、科教兴农都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为把这部法律实施好，本报约请牵头法律修改工作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刘振伟，介绍该法修改的主要问题，以飨读者。

　　促进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农民增收，根本出路在科技。提高农业科技转化率，关键环节是推广。构建适应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现代农业发展要求的农技推广体系，完善 农技推广体制、机制和投入保障机制，将极大地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农业技术推广法》，完善了农技推广法律制度，对我国农技推广事业产生的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

　　一、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发展历程

　　新中国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随着农村经营制度的变化而变化，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从新中国建立到上世纪70年代末，是农技推广体系初步形成阶段。这一阶段，农产品供给严重短缺，农业发展的首要目标是提高产量。上世纪50年 代，以县级示范繁殖农场为中心，农业技术员为骨干的农技推广网络有了一定发展。这一时期的农业生产水平较低，农技推广工作单一，主要围绕种植业特别是良种 繁育进行。上世纪60、70年代，从建立县级农技推广站入手，逐步形成以县级为中心并向下延伸的农科网络，县办农科所、公社办农科站、大队办农科队等，适 应了人民公社体制的需要，也奠定了农技推广机构体系建设的基础。这一阶段，国民经济发展缓慢，人民公社的平均主义、“大锅饭”体制，严重束缚着农业生产力 发展，农技推广工作所能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

　　上世纪80年代至世纪末，是农技推广体系运行机制艰苦探索阶段。这一阶段，适应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需要，国家整合农技推广机构资源，加强体系建 设，农技推广由单一服务向综合服务转变。国家推广机构由财政拨部分经费，允许其兴办经营性实体，开展技术承包，“技物结合，开方卖药”，从事经营性服务创 造收入。这种运行机制，在许多地方出现资金保障不力问题，“有钱养兵、无钱打仗”问题凸现。据统计，1992年全国有44%的县和41%的乡农技站被减拨 或停拨事业费，约1/3的农技员离开了推广岗位，基层农技推广人员下降到30万人，一些地方出现“网破、线断、人散”局面。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明 确提出，要紧紧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加速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按照党中央的要求，为解决农技推广工作面临的问题，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二 次会议于1993年7月审议通过了农业技术推广法，确立了农技推广体系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规定了各级政府对农技推广体系建设、推广工作经费、推广条 件等的保障和管理职责，明确了对农技推广人员与农业生产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开始走上有法可依轨道。当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技推广法 也有其历史局限性。

　　本世纪初至今，是农技推广体系改革调整阶段。针对农技推广工作出现的诸多问题，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要推进农业科技推广体系改革。 2003年，国家农技推广体系改革试点全面展开，改革涉及机构性质、管理体制、机构设置、投入保障、队伍建设、扶持多元化服务主体等内容，并提出了逐步建 立分别承担公益性职责和经营性服务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要求。近10年来，试点取得了良好的示范效果，基本形成了符合当前农业生产特点、农村基本经营体制 及适应绝大多数地区实际的农技推广体系，为修改农技推广法打下了实践基础。2011年底，全国农业系统共有推广机构9.9万个、农技推广人员69万人，林 业系统农技推广机构2638个、3.5万人，水利系统推广机构4616个、2万人。农、林、水共有10多万个机构、70多万推广人员奋战在农技推广工作第 一线。

　　农技推广体系建设经历了60多年发展历程，曲折而不平凡。“三年自然灾害”、“十年动乱”、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财税体制改革、乡镇综合 改革等，都对农技推广工作产生影响。至少有两点启示，启示一：农业技术推广是技术、资金、物资、政策以及推广者与使用者的有机统一，其建设发展有赖于国民 经济的宏观环境及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自身改革与外部环境关联性高，必须系统设计，单项调整会顾此失彼。启示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简单把农技推广推向市 场，机构改革、财政分灶吃饭就撤并农技推广机构，缩减农技推广经费，实践证明此路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