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2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我国农民工总量达26261万人，比上年增加983万人。调查显示，虽然我国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50岁以上的农民工只占15.1%，但40岁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曾逐年下降，由 2008年的 70%下降到 2012年的59.3%，农民工平均年龄也由34岁上升到37.3岁，其中50岁以上的农民工人数高达3965万，即将突破4000万。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比率却很低，例如在农民工聚集的广东省，从20世纪90年代实施农民工基本养老保险以来，到现在拿到退休金的农民工仅800多人，相对2600万在粤农民工的庞大数量，发人深思。截至2012年9月，全国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比重仅为 17.8%（按全国农民工总数 2.5亿人计算）。此前，因欠薪、工作环境差、社会地位低等相关农民工问题得到了社会的普遍重视，而农民工的养老问题经常被忽视。随着农民工年龄的递增，第一代农民工“退休”后的养老问题将会日益凸显，而且随着“退休”农民工的激增，30年来农民工福利不完善累积的问题，将在5年内集中爆发，由此，“谁来为第一代农民工养老”的话题吸引了社会的关注，值得政府有关部门和全社会提高警惕，增加关注。

　　第一代农民工养老问题的产生原因

　　第一，政府和社会对该问题的重视不够。第一代农民工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他们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却得不到满足，正如旭日阳刚在《春天里》所诉说的一样：“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那时的我还没剪去长发，没有信用卡没有她，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可当初的我是那么快乐，虽然只有一把破木吉他；在街上，在桥下、在田野中，唱着那无人问津的歌谣；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农民工是城市中的弱势群体，他们在城市中的社会保障水平较低，不能享有与城市居民平等的权利，他们在养老、医疗保障方面存在诸多阻碍，子女上学存在一定困难、经常受到歧视，甚至被称为“盲流”，在城市社会中被排斥或被边缘化，因此容易产生心理隔阂。一些地方政府对此问题重视不够，因此引发社会矛盾激化，甚至会形成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安全与稳定，这样的例子已经屡见不鲜。随着第一代农民工养老问题的凸显，如果该问题得不到良好地解决，就会使更多的“超龄”农民工继续高负荷工作或者倒在异乡，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将更加严重和复杂，从而影响社会和谐发展。

　　第二，第一代农民工养老体系还没有形成。第一代农民工年轻时进城打工，挣的血汗钱主要用来养家盖房，到了退休的年龄他们如果不去打工，只能依靠子女赡养，而新生代农民工往往呈现出“三高一低”的特点，即受教育水平比其父辈高，就业期望值较高，消费水平较高，吃苦耐劳性低。他们大多数是独生子女，仍然过着在外打工的生活，他们中的大多数不愿回乡务农，赡养老人的意愿和能力也不强；即便在城镇养老设施十分短缺，农村的养老设施更是稀缺，而社会又无力承担那么多的第一代农民工养老重负。

　　第三，第一代农民工养老保险有待完善。目前，农民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比率过高，按照相关规定，用人单位和农民工个人共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缴费基数按基本养老保险有关规定确定，单位缴费比例为 12%，农民工个人缴费比例为4%~8%，由所在单位从本人工资中代扣代缴，并全部计入其本人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国家早已出台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险的政策规定，农民工完全可以自行参保，只要连续缴费满15年，方可在退休后领取一定数额的养老金。大多数农民工从事的是技术含量较低的建筑行业和服务行业，他们很少有精力去考虑自己的养老问题，即使有参保意识，社保所强调的连续性、稳定性也会成为他们的大难题。对于农民工而言，从每月微薄的收入中再拿出一部分钱用于缴纳各种社会保险，在他们看来这无疑增加了他们的经济负担，等到他们年老领取养老保险金的时候，领取的养老保险金也是相对微薄的，因为难以抵御数十年的物价上涨，不能起到真正的养老作用，因此养老保险缴存率不高，这就给第一代农民工今后的养老保障带来一系列问题。此外，第一代农民工养老保险异地转移存在一些障碍。近年来，国家尽管为农民工养老保险异地转移接续建立了一些规则，但执行的效率不高。而且全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养老数据平台和网络，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很难依靠互联网和基础数据平台实现养老保险顺利接转。随着第一代农民工陆续到了“退休”的年龄，他们的养老问题将显得十分突出和尖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