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这个现象有点耐人寻味。欧洲还有那么多的碎片化国家，他们的独立的公务员养老金制度不用改革，而我国刚建立社保制度十几年就遭受这么大的舆论关注，这是为什么？

　　郑秉文：国情不一样，以前我说过这里有意识形态的原因。还因为我们的文化传统多为计划经济时代留下来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文化深深融化在我们的血液里。

　　为什么中外存在这个巨大的差异性呢？我理解，因为中国是一个政策治国的国度，而西方大多是法治国家的环境，这样，政策治国就容易留下很多空隙，于是要靠制定政策来弥补，于是，这些政策又派生出一些空隙，面对这些空隙，就只能靠政策的手段予以抹平。于是，前后政策在不同时代就会出现不一致的地方，就留下了更大空隙，不同的群体就会感到不公平。

　　我说这些好像是说远了，其实不远。国外公务员享有特权的碎片化的养老金制度，那是立法的结果，是受法律保护的。在法治国家，这就是依据，要是有不公平，就只能修改立法。所以，国外的压力大多在立法上，在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上；而我国则不是这样，所有这些看上去不公平的现象，都被认为是政府所致，于是，社会舆论自然就把矛头对准了政府。

　　记者：对，正因为国情不一样，所以独立的公务员养老制度不见得适合我们。我国的养老金制度必须改革，可是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试点都已经5年了，目前一点动静都没有。真正的阻力在哪里？

　　郑秉文：从2008年2月提出事业单位五省市试点改革到现在都五年多了，但还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动静，原因恐怕是多方面的。

　　比如，没有一个完整的一揽子设计，没想到改革后掉下来的那一块养老金怎么用职业年金制度补上去，所以就放下了；再比如，没有真正地下决心去改革，只是“表示”一下而已，否则，怎么能够粗心大意到这个份上连如何弥补掉下来的养老金怎么补上去的大事都忘记了？这怎么可能呢？

　　那么，为什么只是“意思”一下而没动“真格”的？我感觉，也可能有几个原因。比如，没人愿意去碰这块硬骨头。

　　改革是要担风险的，不改革是无需承担责任的；再比如，最高层也许有这个动议，但下一个层级在执行时就会化解掉这些东西，因为他们难以达成共识。总之，我感到，事业单位改革停滞或说流产，更主要还是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什么职业年金的制度设计问题，也不是什么事业单位改革需要财政缴费难以承受这个负担的所谓经济问题，都不是。

　　改革之后对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其实是有好处的，他们的养老金就有了法律保护，不管地动山摇，这份养老金在他们退休时就是他们的一份资产，这是受法律保护的。而传统的退休体制则不是这样，比如，下海了，出国了，或任何其他重大变故，养老金就没有了

　　记者：养老金并轨、改革的方向是更加公平，“削高就低”不太现实，阻力太大，但是“从低向高并轨”一直没有动静，是不是财政压力太大的原因？

　　郑秉文：我说过，根本就不是财政压力问题，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改革的方向毫无疑问是让事业单位参加企业制度的改革，让它加入到企业制度里面去，因为企业制度是主流的制度，而绝不应该是事业单位为自己单独建立一个制度。要是这样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在政治上这是不可行的，我说的不是在技术上。在政治上，这无异于是在向全社会提醒：事业单位搞特殊化了，显然这是一个愚蠢的做法！这样做的结果，还不如就像现在这样“死扛”：不参加改革。不参加改革还有个借口，说时机不成熟、或者事业单位分类制改革没有完成啊等等，说有借口就会找到很多借口，可以拖下去。但是，如果真的愚蠢到那个程度，给事业单位或公务员单独建立一个制度的话，我看，这会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

　　记者：具体来说，养老并轨的改革路径又应该如何设计？

　　郑秉文：我的设计是三个联动：就是基本养老金制度改革与职业年金制度改革要同时动起来；第二是事业单位要全部动起来，不能再分出三六九等了，不要再搞什么试点了；第三是事业单位和公务员要同时动起来，否则，事业单位也是有阻力的。

　　至于改革的时点，我觉得，越早改革，改革的阻力就越小；越往后，改革的成本就越高，阻力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