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警方近日公开悬赏通缉50个命案逃犯，其中约三成逃犯的年龄都在 20岁左右，甚至包括未成年人，大多数人都来自农村，这一显著特征在网上引起热议。据广州日报报道，网友表示，绝大多数年轻命案逃犯来自农村，确实值得反思，“父母外出打工，他们既缺乏关注，也缺乏管教，社会给他们的关心也不够，真心希望国家重视农村教育，毕竟国家的未来是靠年轻人。”

来自网民的忧虑，碰触着一个社会最脆弱也最无力的那一部分，让所有人的内心隐隐作疼。但是与此同时我也以为，对于那一部分“父母外出打工”、通常被我们称为“留守儿童”的农村孩子，已经不仅仅是向社会质问“难道不值得关注吗”的问题了。当“留守儿童”随着数十年来中国打工潮的兴起开始成为一个巨大的群落时，它已经在被一再地提请“关注”着。于是情形就成为:全社会都在束手无策地，眼睁睁看着这样一个群体在无所依恃中生长。

那些被外出务工的父母丢在农村老家、又被全社会选择遗忘的“留守儿童”群落，已经逐渐地在长大成人。这已是一种历史与生命的双重必然:即使不追溯至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沿海地区的开放，开始涌向沿海城市的第一批打工者，仅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开始呈波澜壮阔之势的外出农民工群体而言，他们的后代也已长大。广东警方公开悬赏通缉令中那一大批身负命案的农村孩子，正是他们中的一种代表，一种映像。

当那些曾经的“留守儿童”早已经不再是儿童，当他们的身体开始发育成熟，他们的力气足以与任何一个大人抗衡，当他们开始有了冲动与幻想，他们接受事物的能力、对这个世界的看法都开始慢慢形成，那么他们还仅仅是我们内心最柔弱的一块吗？面对已经长大成人的留守儿童，我们是否真的有了充分思想、心理乃至制度的准备？他们将以怎样的方式凸现于这个社会之中，社会又将以怎样的方式来接纳他们？——广东这批公开悬赏通缉的逃犯，像一个致命的隐喻，暗示了这一切:当他们开始被我们发现，他们已经开始逃亡。而最终接纳他们的，只能是高墙与监牢。

对于犯罪主体而言，法律不因是否“留守儿童”而有所区别对待。但我们不能回避的是，每一种犯罪现象，都提示着一种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因此在社会学家看来，妥善地解决社会问题，都是防微杜渐之道。因此在广东这一现象的背后，我们应当反思，是什么让骨肉分离的情形必须在农村社会上演，又是什么使一代农民工子女在缺少家庭温暖的同时，也失去了社会的关切与关怀？

在对待农村、农民工，再到留守儿童一代的问题上，不必否认中国的发展其实是一种包含歉疚的经历，如果仍不能弥补这样的一种愧疚感，只能带来一种更深的伤害。（作者为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