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到了3月中旬，全世界各种类型的流感都在迅速下降，即使新泽西的那个军营也不例外，但疫苗问题早已被提上了议程，3月24日，当时的福特总统举行全国电视记者招待会，要求国会立即拨款1.35亿美元，研制、生产2亿份猪流感疫苗，供美国全民接种。而 CDC也将全国流感疫苗接种计划的启动时间定在了10月1日。

　　在整个5月、6月和7月初，美国政府争论的不是疫苗接种与否，而是如何顺利完成生产任务，并在秋季到来以前动员地方卫生当局和公众。

　　政府宣称到秋天来临，猪流感将会席卷重来，如同大举屠城，上千万人将因此倒下，上百万人将不幸死亡，而唯一可以依靠的只有疫苗。然而民众对此却并不领情，1976年9月举行的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93%的成年美国人知道什么是猪流感，却只有不足53%的人表示愿意接种疫苗。

　　随后，疫苗如期接种。到12月中旬，同猪流感有关的死亡和患病人数共计近300例，其中一大半只限于头痛和低烧。然而，4000万注射疫苗的人中却有500多人出现了严重的副作用——“吉兰—巴雷综合征”（Guillain-Barre syndrome），其中25人死亡。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神经失调综合症，没有人知道发病原因和治疗方法，也没有人可以解释为什么有的人瘫痪一个月后可以康复，有的人却永远瘫痪甚至死亡。

　　12月中旬，全美猪流感疫苗注射运动寿终正寝。

　　民众不领情

　　对于当年的事情，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主任Anthony Fauci认为，当时美国政府最大的失策在于，在没有确定大规模猪流感真的发生的情况下就贸然大规模注射疫苗，结果“猪流感没有发生，疫苗反倒成为了唯一的危险”。

　　不过，Fauci表示他相信如今这种情况不会再发生，尽管“全世界都没有足够大规模的临床试验能够完全探查到一种罕见副作用的发生”，但他认为当前大流感正在发生，疫苗带来的好处要远远大过它的风险。

　　“国际上并没有明确规定，副作用率或死亡率达到多少就必须叫停，这也取决于副作用的严重程度等等。” 中国疾控中心科技处处长董小平对《科学新闻》说：“吉兰—巴雷综合征是一个极小概率事件，实际上很多疫苗注射都会出现副作用。以天花为例，天花的致死率远高于副反应的致死率，最终人们靠疫苗彻底消灭了天花。”

　　黄建始认为疫苗免疫是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抉择，如果是死亡率很高的疾病，比如狂犬病，那么即便疫苗存在不良反应也应优先考虑使用，而对于病死率很低的疾病，则可以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手段预防。

　　董小平强调，这次各国生产的甲型H1N1流感疫苗与1976年猪流感疫苗相比，生产工艺有了很大提高，而且各国都有了更加系统、严密的公共卫生监控网络，对于疫苗免疫发生的副作用将有更快、更好的反应。

　　然而，尽管疫苗注射带来的副作用只是“极小概率事件”，但1976年猪流感疫苗免疫行动已经深深刻在了美国公共卫生发展史上，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了批判、反思，但每当遇到新的流感来袭，各国政府还是争先恐后地祭起疫苗大旗。

　　在各国第一批接种疫苗的高危人群名单中，孕妇和儿童都位列其中。然而不久前，英国一家网站上针对英国的妈妈和准妈妈们做了一次疫苗免疫的民意调查，结果半数人对接种表示了明确反对。结果显示，在孕妇中，48%的人断然拒绝接种疫苗，22%表示犹豫，只有 6%的人坚决支持。而有不满5岁儿童的家庭中， 46%的妈妈们表示很可能或根本不愿让孩子接种疫苗，22%的人态度犹豫，只有5%表示一定会给孩子接种。

　　参与这项调查的总共有1458人，其中15%表示家里有甲型H1N1流感病人。英国《卫报》表示，这样的调查结果可能是由于人们普遍感觉甲型H1N1流感症状轻微，但这也表明，政府要说服人们接种疫苗将非常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