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所学校实际上只接收了当地300多名“一费制”小学生，离官方当初的预期效果相差甚远，余干县教育局内部对此也颇有非议，一名官员承认“有失公允”，“但这是县里定的，生米煮成熟饭，要撤掉又不可能。”对于外界传闻说有政府官员在其中参股，他表示不知情，只是说，后来有多名老板希望也能办“民办公助”学校，但教育局都向上提出了坚决反对意见。

        这种“民办公助”的做法显然成为公校校长们讨伐私校的口实，并进而对政府发展私校的做法表示不满。他们认为，这是财政在“甩包袱”，对私校支持力度太大，私校数量过多，不加控制，严重损害了公校的利益。

        但陈国文说，政府支持民校发展还有另一个目的：促进公校与私校竞争，提升教育水平。

        “过去公校不愁生源，学生就近入学，学校安安稳稳就吃饱饭，但现在不行了，不加强管理、提高质量就有关门的危险。有危机感总是好事。”

        陈国文认为，私校为全县教育注入了新鲜血液，促使了全县教育总体水平的提升。2002年，全县中考在300分以下的学生有6000多人，去年，这个数字降到1000人以下，中考升学率也从当年的全市倒数第一进入中游行列，“这个进步离不开私校的贡献。”

        与公校校长们指斥被私校冲击不同，私校校长们认为这只是表象，根本原因还在于公校本身，即它们的传统管理体制。沙港初中校长周福令曾在公校做过3年校长，“太累了，你抓得紧，他就消极怠工，打小报告，我也没法扣他工资，”他说，“但在这里，我可以按照我的意愿做事。”

        他的老板朱当生则说，关键还是校长，“公校校长是一名享清福的官员，晚上不在教室，而在外面打牌、喝茶，私校的校长可就吃苦了。”为了更好管理学校，他把房子卖了，全家搬进了学校住。

        另一名私校老板也持相同观点，“如果我回到原来公校当校长，现状会好得多。”他举例说，同样一个包工头，在他这里建房，一个平米的造价是260元，到了公校就要330元。

        学生分化，阶层分化？

        成绩好、家境好的学生去了私校接受更好教育，留下的多是成绩差、家境差的学生

        暮色来临，鄱阳湖康山蓄洪区。一间简陋的砖混平房前，农民王秋华与邻居谈论着他们正在私校就读的孩子。他儿子读初二，因成绩好，学费被减免部分，还能获得奖学金，但一年下来，全部开支也要5000多元。邻居袁芳兰说，她儿子一年花费则要7000～8000元，这也是大多数私校学生的整年花费。

        对王秋华来说，他必须忍受去年一场大风给承包的100亩农田造成的亏本，抗拒一直想要新起一栋楼房的诱惑，把挥汗如雨换来的积蓄留着，让儿子留在私校。“没有办法，为了孩子。”

        但当小学六年级的女儿说她毕业后也想去私校时，王秋华慌了。“我跟她说，家里负担已经很重，只能支持哥哥一个人，她只好答应了。”

        在余干县城几所私校附近，更有一群数量庞大的农民长租下来，专门陪伴在私校就读的儿女。

        “他们的家境其实很普通。”何苹说。在私校做老师的她花210元租了3间房，自己的孩子以及姐姐的两个在私校读书的孩子也住在里面。何苹说，姐姐家仅两个孩子每年的学费就近7000元，而全家收入只靠8亩田和姐夫每月1500元打工所得，一家人要挤住在一个卧室。

        2006年，余干农民人均纯收入2920元，比2002年翻了一番，但仍低于全国3587元的平均水准。公校校长们说，公校萎缩的最大后果，就是农民负担严重反弹，这与中央精神背道而驰。为了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中央近年来先后推行义务教育“一费制”、“两免一补”、取消农业税、免学杂费等一系列措施，今年还将全面进行免费义务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