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偿水平偏低，化解农民大病风险能力有限。”石国强表示，随着初期“１０（中央）＋１０（地方）＋１０（农民）”方案到如今的“２０＋２０＋１０”方案，该县补偿比例也由原先５０％（乡卫生院）、４０％（县医院）各提高１０％，报销封顶线也由２００３年的３０００元，逐年提高到５０００元、１万元、１．５万元。

　　即便如此，对花销过万元的患大病农民来说，４０％到６０％的自付部分仍是不小的负担。花垣县推行合前曾做过测算，按２００３年消费水平，要根本解决农民看病补偿问题，每个农民至少达到１１７元，目前的５０元尚不足其一半。

　　不仅花垣县，在全国范围内，还有对合定点医疗机构的监管乏力，“简、便、验、廉”的中医药应用不够，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滞后，流动在城乡之间的农民工合中定位尴尬等挑战。

　　针对上述问题，许多基层工作人员建议，在合向全国推广后，将县级统筹逐步扩大到市级甚至省级，并实现此项制度在各地之间以及与城市基本医保制度的对接，解决流动人口的异地医保问题。对贫困地区，政府应加大包括补助地方合运行成本的财政支持力度，适当减少当地农民应缴数额。鉴于合的低保障水平，应当及早健全完善彰显医保“底线公平”的医疗救助体系。

　　“虽然，合不完备，但它第一次使中国农民享受到政府公共医疗卫生体系的阳光。”向春玲说，这是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一次历史性进步。十七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按中央部署，２０１０年合基本覆盖全国９亿农民。“那将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单项社会保障项目，世界将为之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