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另外一个老乡叶维红曾在天津当建筑工。2011年下班回宿舍路上，严重超载的面包车发生交通事故，受重伤全身瘫痪，智力只相当于几岁孩子。公司在垫付了一部分医药费后便不再继续付钱，叶家在天津找到律师协调赔偿事宜，至今没有下文。这场变故，让这个家庭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近十多年来，叶老家村有4人在打工中因事故等原因死去，还有一些像叶维红这样的伤残人，既给家庭带来巨大伤痛和沉重负担，权益也得不到有效维护。

　　跟丈夫张运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打工的谢慧敏的困惑耐人寻味：我们不生气人家多有钱，而是我们付出这么多，为啥没钱，日子仍然过得很难？采访中经常能听到类似的质疑：“老板开100多万的好车，为啥给工人发工资多一块钱都计较？”

　　农民工看似朴素的语言折射的是价值观念的变化，他们对维护自身权益意识的觉醒，他们对公平正义的追求，给国家在新一轮改革中制度设计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