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长期离别之痛，叶老家的村民们拙于表达，他们把思念当成了习惯，或许只能通过遗忘才能减轻伤痛。当本刊记者走进叶老家村时，看到的基本都是老人和“留守儿童”。

　　叩开叶老家村张运生的家门时，他13岁的大女儿张瑞平正伏在院子里的圆桌上预习功课，10岁的儿子张家乐在家里午休。大铁门上用粉笔工工整整地写着孟子的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张瑞平说，她想通过这句话勉励自己，考上好大学，以后能和父母在一起。

　　亲情的欠账是叶老家村打工者内心最痛的痛点。即便如此，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无论是日子过得舒服的老板和生活困难的打工者，都在刻意克制着这种对于亲人的思念。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农民工的精神世界是被遗忘的角落。随着新一代农民工走进城市，随着现代文明对农民工群体的熏陶，农民工们的精神追求日益丰富多彩，他们的情感迸发日益浓烈。农民工的情感世界涉及人口迁徙的自由化、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等诸多问题，需要国家层面统一的大政策拆墙破壁，公共财政拿出真金白银，通过城镇化建设破解这一时代难题。

　　“我就这么大的本事，都用尽了”

　　一辆机动三轮车急刹在《了望》新闻周刊记者面前，叶刚岭从车上跳下来，此时已是下午1点半。他解释说：“昨天村干部打过电话了，只是在通州卖菜回来晚了。”

　　北京朝阳区东坝乡后街，44岁的叶刚岭在这里租房卖菜8年了。本刊记者带他到一家小饭馆，要了两个菜，可他很少动筷子。“我有胃病，多吃一点胃就难受。”他说。

　　叶刚岭为我们描述了他和妻子谢琴的一天：凌晨2点起床，走50多公里到新发地市场批菜，然后再走30多公里赶通州早市，一般到中午12点能卖一大半菜，回家吃点饭睡上一个多小时，再去周边小区把菜卖完。吃完晚饭已到晚上九点，一天最多能睡6个小时。

　　“我这病是萎缩性胃炎，痛起来人乱跳，5年内发展到啥地步也不知道。”叶刚岭说。记者好心劝他：“买个保暖杯，早起带杯热水，暖暖胃。”叶刚岭低头没吭声。

　　从仅容一人通过的过道经过，两旁是一间接一间的出租房，叶刚岭租的房子就在小巷尽头。屋里一团漆黑，不足10平方米的小房间里一张大床占据大半个屋子。床上妻子谢琴和二儿子叶永帅在睡觉。叶刚岭是先把妻子送回家“补觉”，然后才去见我们的。

　　叶刚岭前妻因病去世，留下一双儿女，现在的妻子在北京卖菜时认识的河南老乡，又带来一双儿女，一辆卖菜车上承载着沉甸甸的6口之家。

　　“大女儿、大儿子都来北京打工，现在二儿子初中没上完也来了，由于只有15岁，找不到工作先在家呆着。”叶刚岭租了两间小房，一间留给女儿，一间他们三口住。大儿子自己在外住，还有一个小女儿在叶老家村，留给了70多岁的父母照看。

　　2005年刚来北京时，叶刚岭只带了200多块钱，100块钱租房，100多块钱当卖菜的本钱。“那时在街上卖菜，市场管理人员经常来抓。后来外地人与管理人员发生激烈冲突，现在基本上不抓了，俺也算有条生路了。”

　　当本刊记者问起未来打算时，叶刚岭一脸茫然地说：“两个儿子娶亲是最大压力，但我就这么大的本事，都用尽了。过到啥时是啥时，啥时干不动了，还得回去。”

　　“我们付出这么多，为啥没钱”

　　在《了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的20多位打工者中，除了在北京从事互联网服务和在广东中山生产销售灯具的两位村民外，其他人共同的感受是超时劳作，身心疲惫。

　　今年28岁的张记海在山东荣成当渔工，一年收入5万元。这份不薄收入，他并不十分满意。“出海一次两个月，在船上24小时随时待命，只要有鱼群马上就得上岗。有时网烂了要补网，几天不能合眼。国家规定风超过八级，不准出海，但风越大老板越逼着出海，因为风大鱼多。”

　　最让张记海愤怒的是老板经常扣他们的钱：“有次出海老板扣了我三分之一的工钱，理由只有一个，船长说我干得不好。去年一年，算下来该给没给的大约万把块。”

　　本刊记者采访到的打工者，只有两位交纳社会保险，其他有些人想买买不到，有些根本不知道有相关政策。农民工们反映，国家的法律法规，在基层并没有得到很好贯彻执行，谁来维护我们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