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梦”难圆

　　新生代农民工的薪酬待遇、务工环境、权益维护等方面有了不少改善，但他们依然普遍面临技能匮乏和户籍障碍等问题。相比老一代农民工，他们的处境并未获得根本性改变。

　　在合肥某劳动市场，21岁的崔蒙蒙正在找工作。这个来自安徽亳州的小伙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自己初中毕业出去打工，在广东的机械厂、冰箱厂都干过，管理很严，但几乎没学到过什么技术。目前在合肥打工，主要还只能打打零工，做些体力活。

　　24岁的朱世凯来自成都市新都区，2011年9月，大专毕业的朱世凯拿着一张高中文凭，应聘进了成都富士康，成为流水线上的一名普工，2012 年过完春节就辞职了。他告诉记者，在富士康期间，他的工作就是把已经生产好的IPA D装进盒子里，一个动作反反复复，没有什么技术可言，还不如当修手机的学徒，能学点东西。

　　国家统计局2010年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专项调查 显 示 ，新 生 代 农 民 工 参 加 职 业 培 训 的 比 例 为30.4%，相比老一代农民工的26.5%，并没有明显提高。时隔两年，情势依旧。国家统计局2012年的最新数据显示，外出农民工中没有参加职业技能 培训的农民工仍然占69.2%，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仅为30.8%。

　　在新生代农民工看来“城市梦”可望不可及。由于城乡二元结构限制，他们在务工地难以充分享受到教育、社保、住房保障等种种公共服务，融入城市几成奢望。

　　安徽人丁勇一家三口只能在合肥的城中村租住不足20平方米的小屋，却无法享受当地的廉租房，他此前在上海、杭州、扬州等地打工也从来没交过什么社保。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外出农民工在务工地自购房屋的比例仅为0.6%，独立租赁住房的比例也仅为13.5%，绝大部分仍为雇主提供宿舍或与人合租。事实上，即使是独立租赁房屋，不少农民工也只能租住在城中村的棚户区内，城市中的廉租房等与他们基本无缘。

　　除了房子、社保外，子女教育问题也让许多农民工头疼不已。为了能让6岁半的儿子在福州本地上学，来自贵州的农民工周鹏不得不恳求老板出面疏通关系，并交纳了3000元的赞助费；而因孩子无法在打工地入学，河南固始县有很多年轻妇女无奈返乡，照顾孩子读书。

　　与此同时，新生代农民工遭受权益侵害的现象依然存在。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除了拖欠工资、不签合同、拒缴保险等常见的权益侵害现象外，一些正规企业的权益侵害行为由显性转为隐性，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权益的维护更主动，但普遍缺乏有效的维权手段和平台。

　　清华大学“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课题组的调查数据显示，尽管新生代平均4.3年的外出务工年限远低于老一代的12.4年，但其权益受损的比例相差并不是很多，分别为14.1%和19.5%。

　　调研中，有农民工向记者反映了一些隐性侵权的案例。在郑州富士康工作的23岁河南姑娘李丽说，因为周末加班费高，富士康会对周末加班的员工在其他时段进行调休，这样就可以少付、甚至不付周末加班费。

　　记者调研还发现，许多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过于严苛的企业管理也是对自身权益的侵犯，例如上班时间不准随便走动、不准讲话等，但对于这些行为，他们 并没有很好的维权手段。据一位郑州富士康员工介绍，富士康曾经实行过一段时间“静音模式”，即工作时间两名员工之间的讲话声音不能被第三人听到，许多员工 认为这是对他们人身自由权益的侵害，但却不知道该如何维权，后来还是媒体曝光后，富士康才中止了“静音模式”。

　　隔阂暗生

　　由于种种障碍，许多新生代农民工无奈地发现，现实和理想之间存在很大落差，导致“无用感”“无根感”和“无路感”开始在他们心中萌生。

　　1980年出生的河南固始人卢文营2000年出去打工，在温州、东莞、重庆等地的鞋厂、酒店、K T V里都干过，13年后已过而立之年的他又回到老家一家水龙头配件厂当工人“我是典型的啃老族，在外打工13年没有攒下什么钱，挣多少花多少，在县城买了一 套房子全靠父母支持，感觉自己一无是处，想凭打工在城市立足太难。”卢文营说。

　　和卢文营一样，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从事的工作缺乏认同感，不认为凭借打工可以改变现状，实现自身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