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 分东部企业为了“抢人”，甚至采取一些“非常规”手段。据贵州省遵义县人社局就业局副局长温德松介绍，去年一家浙江纺织企业以在遵义县投资80亿元为条 件，要求当地政府替其招聘5000人。遵义县千方百计给这家企业输送200多人后，承诺的投资却不见踪影，温德松说，企业的目的根本不是投资，而是揽人。

存量“探底”：“盖房上梁的人都没有了”

面对日益蔓延的“用工荒”，农村剩余劳动力究竟还有多大的“接续”空间？记者在中西部人口大省的农村地区走访发现，农村青壮年剩余劳动力已经所剩无几，存量挖掘和转移难度日趋加大。

由 于青壮年劳动力普遍外出务工，农村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三留现象”现象严重。四川省仁寿县始建镇镇长李建忠说，该镇1.72万劳动力中的九成以 上都外出务工，60岁的老人还是种地的主力军。《经济参考报》记者在始建镇文武村看到，89岁的苏少荣老人还在晒稻谷。“40岁以下的劳动力在村里找不到 几个，盖房子上梁都凑不齐人。”始建镇东风村党支部书记杨俊文说。

安徽省临泉县韦寨镇韦周村300多人，60岁以下的劳动力只剩下41岁的村干部韦小庄。河南省固始县郭陆滩镇太平村党支部书记吴兴民说，全村3500多人，外出打工的占六七成，“60岁以上的现在也算‘劳动力’，要不然没人干农活”。

记者在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新铺乡的集市上看到，赶集的大部分都是妇女、老人和小孩。新铺乡巴茅村村支书周玉明说，全村劳动力500人左右，外出打工的就有400多人，“村里想找到一个年轻人，难！”。

贵州省就业局局长徐海涛和四川省人社厅农民工处处长曹庆表示，目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增速放缓，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开始下降。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刘丹华说，尽管我国劳动力总量充沛，但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下降是必然趋势。预计2020至2030年，每年减少近800万人，2030年后每年减少830多万人。

记 者采访发现，存量闲置浪费进一步加剧了劳动力短缺。部分在外打工的农民工由于无法解决户籍、住房、社保、教育等问题，被迫过早离开劳动力市场返乡。在温州 打工的安徽省六安市农民工程先峰说，前些年他们家族在温州打工的有四五十人，过年能摆几大桌，现在只剩下十个人，大部分由于孩子上学等问题无法解决，陆续 返回家乡。

河南、四川、贵州等地人社部门均表示，目前闲置劳动力大多年龄偏大、文化和技能偏低，且以45岁以上中年妇女和55岁以上男性群体为主，再次转移就业开发难度较大。

人工上涨：刘易斯拐点已然到来

在“用工荒”蔓延、剩余劳动力“探底”的驱动下，近年来农民工工资持续上涨，企业用工成本不断上升。从“只要有活干就行”到“工资太低我不干”“议价权”逐渐从企业向农民工倾斜。

“以 前农民工有活干就算增加收入，但劳动力短缺后农民工对工资福利方面的要求大大提升。”据蔡昉介绍，2004年出现“民工荒”后，农民工工资年均增长速度达 到12%，上涨趋势不断加快。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2011年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首次突破两千元大关，同比增幅达21.2%。尽管去年经济增速放缓，但农 民工月收入同比仍上涨11.8%。

在沿海地区，地方政府和企业对用工成本上升的感触尤 为强烈。浙江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局长政策综合科科长陈根元说，加薪已成为企业招工的主要手段，企业“用工贵”问题日益突出。浙江省人社厅的一份最新调查数据 显示，最近几年浙江省农民工工资年均增长10%以上，目前一半左右的农民工月均收入2500元，四分之一的农民工月均收入3000元以上。

中西部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也在逐渐消弭。中西部农民工工资不断上涨，与东部地区的差距缩小。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在东中西部务工的农民工月收入差距已经缩小至30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