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升保障水平

　　资料显示，我国目前名义上的城镇化率为 51%，其实有城镇户籍的常住居民不足 35%，也就是说有 2.6 亿人在城镇工作，基本上属打工者，有房者的比例低于 1%。这部分人如果真正地留在城市置业，假定一半需要房子，需要城市提供 1.3 亿套房子。如果我国要达到世界城镇化的平均发展水平 （一般在 70%以上），还需再增加 1.3 亿套房子。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风田认为，这两个 “1.3 亿套房子”才是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难点。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透露，农民工在城里缴纳的社会保障状况不令人乐观。2011 年，缴纳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的农民工占农民工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 18.6%、16.4%、27%、9.4%；而缴纳住房公积金的农民工比重还不到 3%。这些数据告诉我们，农民工在城镇居住条件低劣，住房支付能力弱，社会保障缺失严重，成为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之一。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要逐步实现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建立覆盖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等。具体来说，就是应禁止一切针对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歧视行为，切实保证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教育、平等享受国家各项政策红利，促进农民工子女融入学校和城市。保障农民工平等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创造条件，方便农民工在城务工期间就近就医，按照公平原则，将农民工纳入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推进覆盖农民工的城镇保障性住房体制改革，把农民工纳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覆盖范围，探索打通城保和农保的可行措施，建立市民和农民工群体平等的社会保障体系。

　　3. 明确制度综合改革方向，保证农民工入籍落户

　　长期以来，户籍身份制度的制约，使得农民工的身份歧视无法消除，当他们想融入城市生活时，面临地域排斥等非制度性因素的制约。户籍管理是世界各国最根本的社会管理制度之一，不仅我国有此项制度，国外也同样有这种制度。如法国的民事登记，瑞典的人口登记，日本的户籍管理。不过，国外基本上严格按照迁徙自由原则设立户籍制度或人口管理制度，很少对户口迁徙实行行政审批。我国户籍管理机关则不仅进行户口登记，还有很大的迁徙审批权，即户口迁徙准入权等。户籍制度安排的目的，并非要限制人们的某些行动权利，而是要发现和保护人们的权利。当前，户籍制度的改革问题并非仅仅是就某些户口登记、迁移和管理的技术加以改造的问题，其本质问题是结构性、制度性的障碍，其表现为合法化权力对社会生活的过度管制，导致权利结构的不均衡和社会自治能力的萎缩。因此，农民工市民化首要障碍是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必须对症下药，而不是人为制造新的不平等。

　　当前，弱化社会待遇与户籍相联系的制度安排已经是一种必然，既体现为民意呼声，又表现为现实需要。应取消户口附加功能，恢复户籍制度本来面目和社会功能，剥离依附在户籍制度之上的一切不合理的功能和利益，消除因户籍而产生的社会待遇的不平等，保护农民工作为公民的平等权益。要消除现行户籍制度带来的社会不公平、机会不平等，实现城乡人口的自由流动。要积极调整户口迁移政策，放宽户口迁移限制，引导人口合理有序流动。要进一步完善身份证管理，使身份证管理与户籍登记紧密结合。为此，必须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吸纳农民工进城落户，有序稳妥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扎实提高人口城镇化水平，最终达到农民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愿景。

　　4. 抛弃以城市取向为主导的偏见，达成农民工与市民享有同等国民待遇的共识

　　虽然 2011 年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达 51.27%，但是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却只有 35%。大量的农民工实现了地域转移和职业转换，但还没有实现身份和地位的转变。户籍制度导致城乡两种身份在利益上的严重不平等。有研究表明，户口本上过去曾经有 67 种城乡居民不平等待遇。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是剥离户籍制度的福利分配功能，恢复户籍本身的管理功能。农民工市民化关键不在户籍，而在于如何给他们创造就业岗位、提供住房保障以及实现基本社会服务均等化。城市管理者要改变对农民工群体的刻板印象，切实消除歧视，确保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他们也是城市系统的服务和保护对象，应享受到与市民同等的权利。不能把农民工排斥在城市化进程之外，不能把农民工群体当做异己力量，不能在制度安排、政策实践中固守二元对立的逻辑。要切实保证农民工的各项权利的平等，要从建立和谐社会全局利益出发，来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要推动公共服务体制改革，加快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改善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就学条件，降低入学门槛，构建适合农民工特点的医疗、住房及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农民工市民化不仅要实现农民工身份的转变，而且要实现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社会交往、价值观念等与城市居民的融合，这一切都必须在从生存到尊严保障的政策综合体系中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