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国公共物品分配重城市、轻农村，极不平衡。山西财经大学王再文副教授指出，增加农民工的文化娱乐设施、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等非生产性公共物品的投入，提高劳动者科学文化素质，政府责无旁贷，必须承担起首要职责。

　　政府、社区、用工单位都应当行动起来，制定一些“硬指标”，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浙江省象山县文化馆负责人说，社区文化设施要向农民工开放，要为农民工“量身定做”各类文化服务项目。

　　改变农民工，要先从改变其生存状态着手。专家建议，我国应尽快制定适用于农民工的单项条例、地方性法规和行业性、区域性劳动标准，要在已有文件基础上研究制定《农民工权益保护法》。

　　菜农“烦忧热线”折射农民工精神文化大问题

　　来京8年的菜农陈军自发开办“烦忧热线”一年多来，接到电话1300多个，接听三四百个。一位菜农开办的热线何以“生意兴隆”？有关专家指出，这折射出上亿农民工的大问题：心理问题不容忽视，精神文化生活亟待重视。

　　2003年11月，鉴于许多“工友”有烦恼无处倾诉，从小做着文学梦的陈军灵机一动，将自己窝棚里的电话变成了热线电话――“烦忧热线”，通过北京肖家河社区打工者文化教育协会和张贴广告“广而告之”。

　　随着知名度的扩大，来电范围超越社区，来自全国各地。反映的问题五花八门：欠薪、土地纠纷、法院执行难等等。有人为他鼓劲――你自身条件那样艰苦，仍然关心别人，你是我们的榜样；不少人在求助――初一晚上爱人被车撞，未破案，两个孩子上学，我是残疾人，现在不知道怎么办；更多的是倾诉――我在上海打工，孩子在当地学校借读，每学期要交170元借读费，负担不起。“情感问题最初占百分之七八十，现在占一半以上。”陈军说， 现在每天还能接到5到10个电话。

　　“烦忧热线”何以“热”？“这说明农民工存在大量的精神文化需求。”北京世纪蓝梦心理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李一解释说，“陈军可能心理学知识不足，但他愿意听别人讲。从心理学角度讲，他给人提供了一个倾诉的地方和机会，倾诉者说出来是一种心理宣泄，能缓解精神压力。”

　　李一认为，烦忧热线的受众范围比较窄，专业水平有限，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政府要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大范围培训农民工，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不仅在劳动力输出地，而且在城市里。”

　　“社会对农民工的关心还是太少。”长期关注农民问题的退休干部陈文龙说，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必须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满足他们的精神和文化需求，使农民大量转变为城里人。“国家能否全面实现小康和现代化，首先要看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