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远离自己的家乡，我们也有自己的梦想，我们同样渴望知识的海洋和明媚的阳光……”对于进城务工的上亿农民工来说，他们的精神家园究竟怎样？发展需求迫切与否？

　　春节将至，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农民工的精神文化无疑处于“饥渴”状态。对于这个庞大群体而言，物质和文化都很重要！农民工问题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烦忧热线”的烦忧

　　而立之年的菜农陈军，如今已是北京西北角肖家河一带的名人。出名，是因为他在自己不足十平方米的窝棚里办起了一条“烦忧热线”。一年多下来，共接到1300多个电话。

　　“种菜以外，就想做点别的事。”虽是单身汉，可在和“工友”的交往中，竟有不少人包括小女孩找他倾诉烦恼和苦闷。陈军忽发奇想：何不办个热线电话呢？就叫“烦忧热线”。

　　于是，他在社区张贴小广告“广而告之”。随着知名度的扩大，热线的来电范围早已超越社区。反映的问题也是五花八门：欠薪、土地纠纷、法院执行难等等。“情感问题最初占百分之七八十，现在占一半以上。”

　　热线只是一个缩影。陈军说，农民工来到城市寻求发展，虽然大部分人对外交流比较困难，但他们不仅有文化需求，而且很迫切。“很多人没有业余文化生活，就去看录像。前一段有几个人掉粪坑里，还淹死俩。我不知道这是社会的悲剧，还是他们俩的悲剧。”

　　精神苦闷、渴求文化……农民工的种种需求，难以用语言描述。

　　“真希望电话不再响了。可又有谁倾听他们的述说呢？”陈军说，春节以后必须找到一份工作，否则就没法活了。

　　“现在，每天还有电话吗？”

　　“5到10个。”

　　“小巷总理”的困惑

　　肖家河是北京典型的城乡接合部。杨玉铃是这片2平方公里多土地的居委会主任，居委会6个人管着一片特殊区域：本地人口4000人，外来人口12000多人，比例1比3。

　　居委会办了一件新鲜事：成立打工者文化教育协会。2004年2月19日，协会成立那天，街道、海淀区的领导都来了，居委会的院子里哗啦啦坐了100来号人，不少是打工者。

　　工友互助图书馆、电脑教室、社区快报……一年时间里，居委会和协会组织了6场次文艺联欢及普法教育活动，在社区和建筑工地为群众表演，社区居民和工友有6000多人参加；培训讲座活动42次，1116人参加，大部分是工友；电脑培训班7期，240多人参加；社区快报每月一期，共发行24000多份。

　　这些活动普遍受到欢迎，一批文艺骨干在打工者中迅速成长起来，一些农民工也消除隔阂逐渐融入社区。

　　“我们的力量是有限的。”面对未来，杨玉铃异常清醒，居委会的人力和物力都有限，虽然每次组织动员，都下了大力气，但比较固定参加活动的也就一百多人。“很多人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不能来。”

　　“农民工的精神文化是个大问题，很多人还没意识到重要性，或者没有我们这种紧迫感。”这位“小巷总理”大胆建言：“上一次是温总理帮农民工讨工钱；今后，我们要再帮农民工一次――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帮助他们提高科学文化素质。”

　　“社区也是打工者的家。”杨玉铃说，“我们还想向专家学者请教，取取经，进一步探讨流动人口的教育、服务和管理问题。”

　　农民工问题也要“两手抓”

　　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正逐渐引起社会重视。一项调查表明，部分地方的农民工已经出现了同乡会、农民工协会、打工者联合会等自发组织，打工文学、打工杂志和打工者艺术团等艺术形式和针对农民工的培训也在一些地方出现。

　　慰问演出、民工影院、流动图书馆……有关专家指出，虽然一些部门和地方为改进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采取了措施，但力度和广度都远远不够。“无论农民工具体人数是多少，这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事关城乡统筹发展、和谐社会构建和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必须重新加以审视。”

　　“提高农民工的科学文化素质，是一项事关全局的大问题。”湖南省行政学院副教授艾医卫说，农民工是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农民工对就业服务、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和住房、学校等设施的需求纳入城市公共服务范围。“面对全世界迄今最大的这场人口迁徙，现在已经到了政府全面加以战略考虑的时候。”

　　长期以来，我国公共物品分配重城市、轻农村，极不平衡。山西财经大学王再文副教授指出，增加农民工的文化娱乐设施、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等非生产性公共物品的投入，提高劳动者科学文化素质，政府责无旁贷，必须承担起首要职责。

　　政府、社区、用工单位都应当行动起来，制定一些“硬指标”，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浙江省象山县文化馆负责人说，社区文化设施要向农民工开放，要为农民工“量身定做”各类文化服务项目。

　　改变农民工，要先从改变其生存状态着手。专家建议，我国应尽快制定适用于农民工的单项条例、地方性法规和行业性、区域性劳动标准，要在已有文件基础上研究制定《农民工权益保护法》。

　　菜农“烦忧热线”折射农民工精神文化大问题

　　来京8年的菜农陈军自发开办“烦忧热线”一年多来，接到电话1300多个，接听三四百个。一位菜农开办的热线何以“生意兴隆”？有关专家指出，这折射出上亿农民工的大问题：心理问题不容忽视，精神文化生活亟待重视。

　　2003年11月，鉴于许多“工友”有烦恼无处倾诉，从小做着文学梦的陈军灵机一动，将自己窝棚里的电话变成了热线电话――“烦忧热线”，通过北京肖家河社区打工者文化教育协会和张贴广告“广而告之”。

　　随着知名度的扩大，来电范围超越社区，来自全国各地。反映的问题五花八门：欠薪、土地纠纷、法院执行难等等。有人为他鼓劲――你自身条件那样艰苦，仍然关心别人，你是我们的榜样；不少人在求助――初一晚上爱人被车撞，未破案，两个孩子上学，我是残疾人，现在不知道怎么办；更多的是倾诉――我在上海打工，孩子在当地学校借读，每学期要交170元借读费，负担不起。“情感问题最初占百分之七八十，现在占一半以上。”陈军说， 现在每天还能接到5到10个电话。

　　“烦忧热线”何以“热”？“这说明农民工存在大量的精神文化需求。”北京世纪蓝梦心理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李一解释说，“陈军可能心理学知识不足，但他愿意听别人讲。从心理学角度讲，他给人提供了一个倾诉的地方和机会，倾诉者说出来是一种心理宣泄，能缓解精神压力。”

　　李一认为，烦忧热线的受众范围比较窄，专业水平有限，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政府要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大范围培训农民工，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不仅在劳动力输出地，而且在城市里。”

　　“社会对农民工的关心还是太少。”长期关注农民问题的退休干部陈文龙说，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必须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满足他们的精神和文化需求，使农民大量转变为城里人。“国家能否全面实现小康和现代化，首先要看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