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锦芝的遭遇折射的是当下农民工一旦遭遇工伤,法律维权面临困境的普遍情况。

　　一份《建筑业农民工职业安全与职业保护调研报告》显示,在遭遇职业灾害的建筑业农民工群体中,89%曾遭遇工伤拒赔。

　　农民工工伤事故多发原因与工作条件差,强度大,缺乏专业培训、防护措施不过关等有关。所以从源头上加强对农民工保护更为关键。比如,改善农民工的劳动条件,切实保障农民工的相关权益等等。然而这些举措,往往虽有原则性规定,却一律缺乏执行的保障机制。

　　现实生活中,除了对农民工加强预防保护外,工伤事故发生以后,为农民工落实工伤待遇、帮助追责索赔也很重要。虽然我们有《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来明确工伤问题的权责解决。但是,在这些法律法规的执行层面,这些措施还远远没有得到广泛实施。

　　农民工在维权过程中只能自己承担伤害造成的后果,常常是“一人受伤,全家落难”。绝大多数农民工法律意识缺乏、就业选择单一。为了获得难得的饭碗,即使明知企业侵犯其权益,也只能忍气吞声,为了生计冒险工作、超负荷劳动。与此同时,部分用人单位时常以影响发展为由,不愿意给农民工交纳工伤保险费。

　　法律规定,用工企业要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但不少企业想方设法来逃避相关责任。吕锦芝从劳动关系上看,并不属于牛泉建材厂,是牛泉建材厂将工程承包给装潢队施工的。这样一个转手操作,牛泉建材厂的责任就被大大降低了。因为这道“羁绊”存在,一旦农民工试图通过法律维权,就会程序复杂,时间拖不起；而且该官司可能还要求农民工吕锦芝举证。但大部分农民工连合同都没有签,还能谈什么举证?

　　总之,摆在农民工面前的是劳动强度大、劳动条件恶劣的工种。而藏在身后的却是“工伤难赔偿,受伤害全家”的魅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