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最新统计，我国有2.53亿农民工，其中新生代农民工约1.5亿人，已经占到60%，他们期待未来10年成为新城市人。然而，由于户籍制度等因素影响，他们在就业、社会保障以及子女的入学和升学等方面，还受到种种制约。

　　日前，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和青年发展基金联合主办的“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社会融入”学术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就如何提升打工子弟抗逆力、开创升学就业机会及改善家庭经济等问题进行深入研讨，并提出自己见解。　

        城市人要作出改变

　　10年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史柏年曾做过一个调研，当时深度访谈了15位就读于初中的农民工子女，结果让他十分震惊，“这些孩 子迫切希望融入城市，被城市接纳认可。然而，他们中间没有一个认为自己是他们所在这个城市的人。可以说，他们处于城市的边缘底层，经常受到排斥，处于不利 地位。”

        “农民工子女们亲眼目睹管理部门到他们居住的地方查这查那，看到不顺眼的就被拉走遣送；所在的打工子弟学校几度被封闭或拆迁，事情发生时孩子们身在其中。 还有的孩子看到父母亲即使非常辛劳地在城里工作，仍然受到种种不公的待遇。”史柏年告诉记者，并不是说农民工子女没有融入社会的意愿，也不是说他们素质差 或融入能力差，仅仅是受到了城市人的排斥。在他看来，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如果要融入社会，关键是城市人要作出改变，而不是让农民工子女单纯地学习如何适应城 市的意识和规范。“实际上，他们最需要的是尊重、平等和被接纳。”

　　如何给这类家庭和孩子一定帮助？据史柏年介绍，由香港理工大学、香港青年发展基金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等6所高校参与的《北京“成长向导”服务项目》于 2009年在北京启动。以此搭建大学生志愿者长期一对一服务外来务工子女的平台，整合多方资源，促进这些“弱势”孩子健康成长。

　　在中国，高等教育还不是十分普及，虽然录取比例有所增加，但是大学生在社会中仍处于优势地位。与农民工子女相比，这两部分人原本处于社会两端，他们没 有更多的交集。史柏年认为，让大学生给农民工子女提供一对一的帮助和引导，可以让这些孩子感受到并非所有城里人不接纳他们，有这样一个被视作高不可及的群 体是愿意靠近善待他们的。“有些大学生也是从农村来的，但当他们一旦获取城市身份，可能会把这种待遇认为是理所当然或世代相传的，就不屑与农民工为伍。这 样的情况如果延续下去，那么将来中国的社会仍将呈二元分裂状态。”
 

       大龄流动儿童“出路”在何方

　　目前，我国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和平时期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流动。人口流动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产生了影响，其中流动儿童成为突出的群体之一。其中，15~17周岁的大龄流动儿童问题尤为突出。

　　据统计，大龄流动儿童在全部儿童中占27.59%，规模已经达到1050万人。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段成荣表示，这部分孩子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是 义务教育后的教育问题。许多流动儿童从小在流入地城市长大，他们已经无法适应回到家乡的生活。“根据我国目前的高考制度，儿童必须回到户籍所在地高考，各 地的教材和考题均存在差异，这也意味着他们必须回到户籍所在地继续高中学习。”

　　据了解，一部分流动儿童完成义务教育后便不再升学，开始走入社会谋生。随之而来，这部分孩子面临的就是就业问题。如果一时无法找到正当职业，他们很可 能走上歧途。公安部门数据表明，这部分流动儿童成为犯罪高发人群。对此，段成荣直呼：“大龄流动儿童的问题既是他们家庭面临的问题，也是整个社会面临的问 题。这个领域的问题需要积极探索，因为孩子们等不起！”

　　如今，流动儿童在城市的“能见度”非常高。在深圳，有69.42%的儿童为流动儿童，这表示每两三个儿童中有两个就是流动儿童。段成荣认为，像这样的城市，不仅当地政府要更加关注和重视，中央政府也要加大对这些城市解决相关问题的支持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