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亟须赋予新生代农民工企业公民与社区公民身份


    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也开始向城市转移。在遇到问题时会求助的“第一人”中,相比于老一代农民工首选家人亲戚(67.0%)与朋友(21.0%),新生代农民工求助家人亲戚的比例虽然也排在第一位(54.0%),但是其求助朋友的比例则大大提高(41.0%)。在对外来的期望方面,新生代农民工亲近城市的特点则更为明显,有近六成的新生代农民工对未来的打算是继续在城市发展,明确表示回乡村老家发展的不到五分之一。

    参与该课题实地调研的清华大学博士生汪建华告诉记者,在与新生代农民工打交道的过程中,他经常忘了自己是在和农民工打交道。因为不论言谈举止还是穿着打扮,一些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小白领几乎没有区别,而且许多新生代农民工也乐于将自己看成城市小白领。

    短工化使新生代农民工低工资低福利的状况难以改善 

    疏远农村并亲近城市的年轻人能否顺利融入城市呢?

    报告指出,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具有新特征的群体,但他们面对的却是与老一代农民工相同的“农民工生产体制”,这个体制包含两个方面:“工厂权威管理体制”和“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制度”。正是这两个制度的存在,使得当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困难重重。

    首先,“工厂权威管理体制”是指以高强度与长时间的简单劳动、微薄的工资待遇、严苛的管理制度、危险的工作环境等为特征的现代工厂制度。

    由于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且具有一定城市生活经历,他们对自己的工作也形成了新的期望。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相比于老一代农民工更重视工作的发展前景与意义,更看重企业的管理制度。这一特点在受过中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新生代农民工怀揣着对工作的新期望,可是他们在现实中又不得不面对残酷的工作环境。调查显示,在工资方面,新生代农民工2011年上半年平均月工资为2416.46元,比老一代低约570元;在劳动保护方面,进入劳动力市场时间不长的新生代农民工中有13.0%受过工伤,与工作时间是他们3倍的老一代基本持平(13.3%)。

    “低工资、低保障……新生代农民工所处的这种‘工厂权威管理体制’,使得他们在期望与现实间形成强烈反差,也让他们感觉到,城市并不亲近,想要生存下去依然举步维艰。” 汪建华说。

    其次,“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制度”是指,造成我国的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却在农村养家、养病、养老的基本制度安排,最典型的就是当前的城乡户籍制度。

    报告指出,劳动力再生产包括劳动力的“维持”和“更新”两部分。前者指的是劳动者恢复体力脑力的过程,而后者则包括一系列劳动力代际更替的安排,如赡养老人、抚育子女等。一般而言,劳动力的维持和更新两部分应紧密结合,在同一制度背景中进行。可是在我国,农民工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却被拆分开了。农民工个人体力脑力的恢复是在工厂中实现的,尽管这往往只是以拥挤的住所和缺乏营养的食物来“维持”;而劳动力的代际“更新”则是在这些农民工的来源地即乡村老家中实现的,农民工的父母、子女留在了生活成本较低的村庄,老人赡养和子女抚育也部分需要依靠农业生产来实现。

    “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制度”造成的最直接后果,就是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和农村的双向依赖。一方面,他们需要以在城市中工作获得的工资维持生计。在课题组调查的1017名新生代农民工中,57.2%的人在2010年将工资结余带回农村的家中,他们每人平均带回家中9500元;另一方面,他们的家庭生计也同样离不开农村。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收入有大约20%来自农村,在266位有孩子的新生代农民工中,有51.1%的人至少有一个孩子生活在农村。

    课题组成员、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说:“由于新生代农民工与旧的‘农民工生产体制’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对于原本渴望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他们来说,农村已然是‘回不去’的旧乡,城市则成了‘留不下’的异地。他们每年不得不像候鸟一样迁徙于农村家乡与城市工作地之间,而每一次迁徙经常伴随着工作的转换。于是,‘工作――返乡――再找工作’的短工化模式在新生代农民工中相当普遍,在这种短工化的困境中,他们低工资、低福利的现实状况就更难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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