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也开始向城市转移。在遇到问题时会求助的“第一人”中，相比于老一代农民工首选家人亲戚（67.0%）与朋友（21.0%），新生代农民工求助家人亲戚的比例虽然也排在第一位（54.0%），但是其求助朋友的比例则大大提高（41.0%）。在对外来的期望方面，新生代农民工亲近城市的特点则更为明显，有近六成的新生代农民工对未来的打算是继续在城市发展，明确表示回乡村老家发展的不到五分之一。

    参与该课题实地调研的清华大学博士生汪建华告诉记者，在与新生代农民工打交道的过程中，他经常忘了自己是在和农民工打交道。因为不论言谈举止还是穿着打扮，一些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小白领几乎没有区别，而且许多新生代农民工也乐于将自己看成城市小白领。

    短工化使新生代农民工低工资低福利的状况难以改善 

    疏远农村并亲近城市的年轻人能否顺利融入城市呢？

    报告指出，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具有新特征的群体，但他们面对的却是与老一代农民工相同的“农民工生产体制”，这个体制包含两个方面：“工厂权威管理体制”和“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制度”。正是这两个制度的存在，使得当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困难重重。

    首先，“工厂权威管理体制”是指以高强度与长时间的简单劳动、微薄的工资待遇、严苛的管理制度、危险的工作环境等为特征的现代工厂制度。

    由于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且具有一定城市生活经历，他们对自己的工作也形成了新的期望。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相比于老一代农民工更重视工作的发展前景与意义，更看重企业的管理制度。这一特点在受过中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新生代农民工怀揣着对工作的新期望，可是他们在现实中又不得不面对残酷的工作环境。调查显示，在工资方面，新生代农民工2011年上半年平均月工资为2416.46元，比老一代低约570元；在劳动保护方面，进入劳动力市场时间不长的新生代农民工中有13.0%受过工伤，与工作时间是他们3倍的老一代基本持平（13.3%）。

    “低工资、低保障……新生代农民工所处的这种‘工厂权威管理体制’，使得他们在期望与现实间形成强烈反差，也让他们感觉到，城市并不亲近，想要生存下去依然举步维艰。” 汪建华说。

    其次，“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制度”是指，造成我国的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却在农村养家、养病、养老的基本制度安排，最典型的就是当前的城乡户籍制度。

    报告指出，劳动力再生产包括劳动力的“维持”和“更新”两部分。前者指的是劳动者恢复体力脑力的过程，而后者则包括一系列劳动力代际更替的安排，如赡养老人、抚育子女等。一般而言，劳动力的维持和更新两部分应紧密结合，在同一制度背景中进行。可是在我国，农民工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却被拆分开了。农民工个人体力脑力的恢复是在工厂中实现的，尽管这往往只是以拥挤的住所和缺乏营养的食物来“维持”；而劳动力的代际“更新”则是在这些农民工的来源地即乡村老家中实现的，农民工的父母、子女留在了生活成本较低的村庄，老人赡养和子女抚育也部分需要依靠农业生产来实现。

    “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制度”造成的最直接后果，就是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和农村的双向依赖。一方面，他们需要以在城市中工作获得的工资维持生计。在课题组调查的1017名新生代农民工中，57.2%的人在2010年将工资结余带回农村的家中，他们每人平均带回家中9500元；另一方面，他们的家庭生计也同样离不开农村。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收入有大约20%来自农村，在266位有孩子的新生代农民工中，有51.1%的人至少有一个孩子生活在农村。

    课题组成员、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说：“由于新生代农民工与旧的‘农民工生产体制’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对于原本渴望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他们来说，农村已然是‘回不去’的旧乡，城市则成了‘留不下’的异地。他们每年不得不像候鸟一样迁徙于农村家乡与城市工作地之间，而每一次迁徙经常伴随着工作的转换。于是，‘工作――返乡――再找工作’的短工化模式在新生代农民工中相当普遍，在这种短工化的困境中，他们低工资、低福利的现实状况就更难得到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