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我国农民工大军中的主力军。随着新生代农民工数量不断增长，他们面临的生存困境，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与社会冲突，开始引起政府和社会的高度关注。

    日前，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联合组成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课题组，发布了他们最新的调研报告――《困境与行动――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民工生产体制”的碰撞》（以下称报告）。课题组在对北京、上海、广州三大城市中的农民工进行抽样调查，并对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生存状况做了深入的田野调查后发现，相比于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行动取向格外突出，表现为更频繁地参与维权行动、更为主动地进行劳资博弈。

    “新生代农民工频繁地卷入劳资冲突甚至参与一些集体性事件并非偶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新特征与一些旧有制度之间发生碰撞后的必然结果。对于我国来说，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已经摆在眼前，想躲也躲不过去。我们必须正视这个问题，并做出改变。”课题组负责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沈原说。

    许多新生代农民工乐于将自己看成城市小白领    

    一般意义上，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周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然而报告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不能只是一个简单的年龄、生理概念，应该从社会、经济、文化、心理等不同维度来界定他们的群体特征。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最大的特征是什么？报告给出答案――疏远农村，亲近城市，受教育程度较高，与企业和国家的关系均已不同于老一代。

    “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对农村生活较陌生，也较为欠缺认同感。”报告中引用的课题组调查数据显示，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务农的经历明显较少。在老一代农民工中经常务农的比例是31.0%，没有务农经历的比例仅26.0%；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44.0%的人完全没有务农经历，44.1%的人偶尔务农，经常务农的比例只有11.9%。

    调查还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村的经济联系也在不断减弱。从将工资结余寄回农村老家来看，新生代农民工明显不如老一代积极。老一代农民工2010年平均年度结余15378元，其中有11063元寄回家，占结余的72.0%。而新生代农民工2010年的平均年度结余仅9684元，其中寄回家的钱为5654元，仅为58.4%。

    与疏远农村相对应，报告分析指出，新生代农民在受教育程度、消费习惯、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社会关系网络和对外来的期望等5个方面表现出极其强烈的亲近城市的倾向。

    从受教育年限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10.7年，远高于老一代农民工的8.6年。新生代农民工中接受过高中、中专、技校及大专、自考本科等中高等教育者的比例为53.7%，远远高于老一代农民工的25.7%。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年限的增长与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提升了他们部分的职业技能，同时也使他们在进入工厂之前有了更丰富的城市生活经历。

    在消费习惯上，收入更低、消费更多、结余少、出现透支现象等城市年轻人的消费模式，已经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整体特征。

    报告对两代农民工的日常开支进行详细比较后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消费习惯上逐渐城市化，他们在娱乐、服装、通讯等项目上的花费都显著高于老一代农民工。具体而言，除了住宿和伙食之外，老一代农民工月均花费在100元以上的其他开支项目只有两项：生活日用品和请客送礼；而新生代农民工月均花费在100元以上的开支项目有4项，按花费多少依次是服装、生活用品、娱乐、通讯。其中新生代在服装（169元）和娱乐上（115元）的花费分别是老一代农民工的2~3倍。

    与消费习惯类似，报告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休闲方式上也已明显具有了城市年轻人的特征，他们和城里的年轻人一样爱玩电脑、玩手机，喜欢上网。而且与只受过初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比，受过中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方式更具有城市年轻人的特点。以上网为例，在老一代农民工中，上网的人数仅占32.2%，而且每天上网的平均时间也不到40分钟；在新生代农民工中，上网的比例为85.7%，每天平均上网时间为2.7小时；而在受过中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中，这两个指标均高达91.3%和3.3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