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经常用来阻碍农民工进城的说法是：“农民工现在进城成本实在是太高了，你看房子这么贵，别说农民，连普通白领都买不起房。”这不是农民不要进城的理由。因为中国今天的现状与很多具体的政策的失误有关系，是与公共政策的缺失有关系。为什么城市建设用地供给的管理如此之严？特别是在大城市，显得尤其严？越严，大家越是预期房价要上涨，于是房价涨得就越快。与此同时，政府在土地在转让过程中获得的大量财政收入，有没有投入相应的住房提供？如果政府获得土地出让金能够投入相应的公租房，市场价的公租房(我个人不太赞成提供经济适用房)，或者是低于市场价的廉租房，那么，房价就会得到有效的控制。还有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农民在农村里面所拥有的宅基地的使用权，到目前为止，是没有一个市场机制来客观评价其市场价值的。如果存在宅基地使用权交易市场，充分体现其价值，当农民工进城时，如果他决定这辈子不再回农村，就可以把这个宅基地得到的价值用在城市安居——哪怕是买个小房子也好，租个房子也好。

在我看来，是因为我们的政策出了问题，公共服务没有覆盖到农民，才使得他们进城的成本如此之高。我们应该是解决这些政策上的障碍，而不是以此为借口说：不让农民进城。

第三个误区，就是很多人认为，而且凭直觉这句话肯定是对的：“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人口越来越多，每年新增人口都在20 - 30 万之间，这样庞大的人口进来，上海当前已经如此拥挤，污染又严重”。其实，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在城市发展、收入水平上升过程中，没有拥挤问题和污染问题的。只有在城市发展过程中通过一定的政策去缓解这些问题，而且事实上是可以做到的。比如我们不能指望通过控制城市人口规模来解决污染问题。恰恰相反，有的时候当人口规模增加之后，反而有利于控制城市污染问题。人多了，地铁发展起来了，大家不开车或者少开车，或者说至少进城市的市中心少开车。一个普遍的规律是，世界上越大的城市，服务业所占的比重就越高。而服务业比重高，所谓绿色工作，即有利于环保的服务业里面的工作的比例，也相应会上升，该城市的环境就得到了保护。

第四个误区，是现在很多制定农业政策的官员经常讲的一句话，那就是“土地是社会保障”。应该说，土地是社会保障，是在政策出问题的情况下，农民不得不有的一个选择。如果农民进城以后，在城市获得就业的同时，也能享受到和城市居民一样的社会保障，那他们为何还要拿土地当社会保障呢？所以，是制度出了问题。直到今天，在农村，土地的使用权也不能当作一个抵押品。我到农村调研问农民，你们把土地抵押之后就流离失所了，没有社会保障，你们认为是这样的吗？农民回答说，城里人也可能做生意做输，导致没地方住，为什么他们就可以拿他们买的房子去抵押呢？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们把农民当作智力不足、不懂得怎么管理自己的资产的人了，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个资产，大大方方交给他们，让他们去管理呢？即便农民真在管理这个资产的能力上有问题，我们也可以去建设这个能力，而不是像现在通过制度、政策的扭曲来表明，农民不能拥有这个资产。

第五，很多人说，农民大量进城，城市失业就会很严重。究竟是城市失业严重，还是农村失业严重？一到春节，农民工大量回家了。城市里面没有人送牛奶了，没有人送报纸杂志了。但是城市的失业率也没有下降。农民现在在城市干的活不是替代了城市人的就业，他们和现有城市人现有的就业岗位是互补的，而不是互替的。

刘易斯拐点到来了吗？

很多知名经济学家认为，在中国，刘易斯拐点到来了。刘易斯拐点在经济学中指的是，当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后，会有一个时点的到来。就是农业劳动供给会出现短缺。短缺之后工资会上涨，从而就会导致整个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同时会使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到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因为从 2004 年出现农民工短缺，最近又有一波新的农民工短缺，同时农民工工资也在上涨，这些现象和刘易斯拐点的现象非常吻合。但其实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列举一些不符合刘易斯拐点的事实。在发展经济理论里面，当经济从二元走向一元的时候，有没有过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这种经济的转变可以在工业化水平超过90%，而城市化水平只达到45% 到47% 的环境中进行？刘易斯讲过吗？从发展经济学理论里面，我们可以推论出在城市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城乡收入的差距是扩大的这样的结论吗？在城市内部，有实践研究发现，有户籍的劳动力和没户籍的劳动力，他们收入的差距也是在扩大的；在城市里面受过同样教育水平的人中间，有城市户籍和没有城市户籍的人，他们的收入差距也是在扩大的，这在刘易斯的理论中说过吗？很多人并不去细想今天的这些问题是怎么出现的，只是简单地就拍脑袋说这两个现象和理论蛮相符的，便推断刘易斯拐点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