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关于中国城市化道路和农民工输入的未来，其焦点就是在诸如上海这样的大城市。

在上海谈农民工的输入问题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很有趣的文化现象。中央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方案，是强调将未来户籍改革的重点放在中小城镇，而大城市则需要考虑其承载力。我将从这里破题，谈谈我们是否应该以承载力为理由来限制外来劳动力进入这个最发达、收入最高、就业机会最充分的城市——上海。

农民工为什么要进城？

农民为什么要进城？其基本原因在于提高收入。中国经济结构是典型的发展中的二元经济，即同时存在落后的农业部门和以工业、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部门。农业部门生产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就是土地，而农业的性质决定土地在生产要素中作为一种投入品，其投入数量是很难改变的。在土地给定的情况，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劳动力必然是过剩的。在城市经济中，工业和服务业，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是资本，而且其增长是无限的。这就决定工业和服务业的增长是农业劳动力通过结构转换进入城市并以此提高自己收入的唯一途径。

现在很多研究农业问题的专家，以及部分政府官员仍然认为农业劳动力的出路在于把农业搞好，这是违反经济规律的，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不可能在农业劳动力占有整个人口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情况下实现的。

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问题，即在工业和服务业发展中的规模经济，可以提高人们的收入，而且其提高幅度与城市规模有很大关系。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的总结，城市规模经济的来源主要有三：即分享、匹配、学习。

分享，是指经济发展中的部门(尤其是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发展中总是存在固定的投资，如果规模越大，那么初始的固定投资就越被平摊。城市发交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也有这样的性质。上海地铁线路不断增加，未来完全有可能成为地铁总长度最长的城市。上海的人口规模，分摊了地铁的建设成本。当地铁达到这样的密度( 城市市中心500 米内必有地铁站)，人的生活方式就会改变，经济结构中的服务业发展也更加便利。

匹配，既出现在生成部门，也出现在消费部门。从消费部门来说，最高品质的服务，一定在最大规模的城市，因为每个生产者可以专业化，可以与消费者品味的多样性匹配。世博会放在上海来搞，如果放在一个中等城市，这么大规模的投资下去，来参观的人不够多，你怎么弥补掉这个成本？这也是规模经济和匹配的一个重要体现。

再就是学习。大学生毕业后找工作还是想到北京、上海、深圳这样的大城市。甚至你告诉他在大城市一个月的工资只有两千元，房租都要花掉一千元，他还是要留在大城市，为什么？因为在大城市，他预期到自己的收入会很快增长。所以，他的决策是从整个一生的收入考虑的。为什么大城市收入增长会比较快？大学生会告诉你“因为机会多”。他可以找不同的行业，不同的职业，可以吸收各种各样不同的信息和技能，所以，收入增长得就快。这在经济学中称之为“干中学”。对于农民工来讲，进城打工，到理发店，到餐馆，也有学习效应。同样一个做家政服务的，由于在大城市的人的收入水平比较高，对于这种特定服务的需求就会高，需求高，这个特定行业的收入也会相应提高。这在经济学中就叫做“外溢效应”。

农民要进城的第二个原因就是为公共服务。中国公共服务的提供，有一个特征与其他国家不一样，我们大量的公共服务的提供，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是在地方财政的基础上建立的。特别是在发达的地方，因为财政可以自给，所以，公共品的提供是以地方财政为主。这就造成公共服务在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有非常大的不均等。现在中国公共服务的提供，有一部分是与户籍挂车模热缢担逃鸵搅疲坏牵匀挥泻芏喙卜务无法与户籍挂钩，比如说，地铁、城市的绿地、绿化，到大城市，农民工可以分享这种服务。

在对农民进城认识上的误区

现在讨论到农民工未来出路和中国城市化路径时，经常会有一些误区。

第一个，很多人认为，“改善农民生活，要靠村建设”。村建设要搞，过去我们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太不够了，特别是当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出农村时，农村在养老、教育、医疗公共服务方面，的确有缺失，所以，中央财政加大投入，这是对的。但是，根据前面我讲的那些经济学道理，这不是解决农业劳动力的根本出路。根本出路还是要进城，要通过城市的发展来解决农村的问题，要通过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来解决农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