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向产业工人转变瓶颈因素之一：农民工群体的流动性。
这种流动性表现在两个方面：职业流动性与工作生活场所的流动性。职业流动性使农民工在人力资本上不具有积累性，其直接后果是部分农民工（主要是第一代或者第二代农民工），即使外出打工多年的农民工也不具备职业技能。在工作与生活场所方面，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流动，导致了农民工难以形成“产业工人”的阶级意识；生活工作的“两栖”制，也难以让农民工产生对城市的认同，形成现代城市的市民意识。
农民工向产业工人转变瓶颈因素之二：农民工收入的二元性。
土地对于外出农民工而言其生存保障意义大于就业意义，农业收入是外出农民工除工资收入之外的 “隐性收入”。一方面，土地成为了金融危机进一步演变为社会危机的缓冲机制；另一方面，农民工对土地的依赖也为农民工被彻底“无产阶级化”提供了一条退路。农民工的二元收入结构存在表明农民工并非是纯粹产业工人。
农民工向产业工人转变瓶颈因素之三：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非均等化。
无论在义务教育、医疗抑或社会保障，农民工都无法享受城市居民的基本的“市民待遇”。因此，从权利视角看，农民工的确不是产业工人。中国的农民工是“未完成产业工人”。这里“未完成”有两重含义：中国的产业工人制度体系既没有完成对农民工产业技能的再生产，更没有完成权利（产业工人权利）的再生产。
“民工荒”问题的终极解是“农民工的产业工人化”，但不可忽视的是中国的农民工的产业工人化具有独特的二元性。遗憾的是，大部分论者都将焦点放在农民工职业技能的“产业工人化”，而忽略了权利的“产业工人化”。我们在“民工荒”这一问题上，仍然存在认识上的偏差。“只要‘人手’，不要‘人口’”就是对这种认识偏差的经典归纳。其所直接导致的后果是马克思所说的劳动者异化。而“富士康事件”就是劳动者异化结出的最为苦涩果实。它是一种看似消极，但实质上却是一种令观者动容、闻者愕然的权利抗争。总之，经济结构转型需要产业工人的权利再生产机制，这一点经常为我们所忽视，这一点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会过分。无论是农民工抑或产业工人都是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源要素。今天我们谈论最多的是经济结构转型，但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准备好了人力资源要素吗？或者说它具备足够的产业工人队伍支持吗？这显然是一个非常具有现实意义，同时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