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较早前的国际金融危机、珠三角民工荒、企业倒闭潮，再到近期的富士康事件、汇改重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代表的“中国制造”不断面临诸多挑战。作为多年关注劳动密集型战略发展的济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著名发展经济学和人口经济学专家俞宪忠在电话中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时至今日，“中国制造”正受到技术与效率双重制约，实行科技集约战略是大势所趋。他告诉记者，从“中国制造” 转为“中国创造”，并不单纯只是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因此，就业等问题也理应在发展转型当中得到重视。俞宪忠分析认为，加速推动科技集约型战略，能够实现发展转型与充分就业的有机契合，具有长期的战略选择价值和发展优化意义。

俞宪忠说，目前劳动密集型战略存在两大刚性约束：技术与效率，具体而言，在知识创新主导的现代经济体系中，劳动密集型战略面临着很多无法克服和日益强化的技术刚性约束，不具有产业普适性和战略长久性。另外，劳动密集未必便宜或可能更昂贵。把中国工资水平低于其他国家与具有劳动成本优势划等号，将会是一种非常片面的误解。因为是否具有劳动成本优势，主要不是根据工资绝对水平差异，而是根据由劳动生产率决定的单位产品成本中工资含量的多少。如果中国工资绝对水平低于其他竞争性国家，但其劳动生产率比其他竞争性国家更低，这就意味着中国不是具有劳动成本优势，恰恰相反的是具有劳动成本劣势，在中国使用工资虽低但劳动生产率更低的劳动力非常不划算，劳动价格不是低廉而是昂贵。

很多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企业用大量价格低廉的劳动替代价格相对高昂的技术，既可以使中国产品具有国际贸易的竞争优势，同时也可以促进国内的充分就业，因而需要奉行劳动密集型战略。“也正因此，人们担心如果选择了技术集约型战略，将会因‘机器排挤工人’而导致失业加剧。但我的答案则相反：与劳动密集型战略相比，技术集约型战略更能促进和实现充分就业”，俞宪忠告诉记者。

首先是科技集约可以增加原有产业的就业机会。技术替代劳动导致失业加剧，只有在原有产业规模不变的情况下才会发生。而实际情况是：随着技术大量替代劳动，必定出现产量递增、成本递减、价格下降，从而创造新的需求，继之是需求拉动并扩大原有产业规模，创造更多就业岗位。这正如美国管理学大师泰勒所说，每一次革新"所带来的是所在行业工人生产能力提高和成本降低，不是更多工人失业，而是带来了更多工作机会"。因为科技进步可以有效提升原有各产业的发展水平，从而必定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优质劳动需求。

其次，技术集约可以催生新兴产业从而开辟新的就业增长源。数字显示，从1820到1999年，世界人口在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从10亿猛增到60 亿，而今这一人口数字已增加到65亿之多，这些新增人口的绝大部分就业机会，都是由新兴产业部门来提供。科技革命所带来的技术集约型增长方式，使得“人均产量的大幅增加，只会为工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不是导致更多的工人失业。“在1939年的职业名称字典版本中，它包含有17500个职业名称。在 1977年的版本中，有2100个职业名称被加进这个字典中。在1996年的版本中，又有840个职业名称被加进去。”这说明技术进步和技术集约将会创造更加多样化的职业结构，从而使得就业机会增多。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人口发展不仅是一切发展的根本手段和关键路径，更是所有发展的首要目的和终极指向，人的现代化是最重要的现代化。人口发展既需科学发展观的民本理念，更需就业现代化的有效支撑，其核心诉求是提升人力资本质量，中国只有通过科技集约型劳动发展战略，加速推进劳动质量对劳动数量的替代过程，才有可能实现由人口大国到人才大国的卓越转型。

中国经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两件大事，就是提升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实现充分就业。将这两者和谐统一的惟一创新路径，就在于奉行由科技集约主导的创新驱动战略，并能够改进资源配置效率，创造更多的新增就业机会，实现公平与效率的高质态均衡。“可以肯定的是，科技集约型战略更具有长期的战略价值、选择意义、治本功能和发展效应，应当内置于中国发展序列的首要位置”，俞宪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