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成为“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主题

　　当前较多对新世纪第一场金融危机的判断都认为危机已经过去，进入了所谓“后危机”时期。在2009年第三季度，美国经济出现久违的经济正增长，但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美国现在面临史上最差的银行系统，美国经济的暂时回升是美联储的干预和低利率推动的，这只是短期的，随着政策刺激作用减弱，失业率还会上升，经济可能又会减缓，将会出现第二次回落。而作为投资者的量子基金创始人索罗斯，他分析这次金融危机与1929年～1932年大萧条不同的是，这次没有允许让金融体系垮台，而是给它上了“人工生命维持器”。他认为经济复苏的势头可能会停止，“甚至随之出现‘再次衰退’，而我不能确定的是这将发生在2010年还是2011年”。

　　新世纪第一场金融危机已经并将较长时期对全球劳动力市场产生巨大冲击。欧盟统计局2010 年4月30日发布的统计数据表明，欧元区今年3月的失业率仍然和2月持平，保持在10．0％的高位。其中西班牙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受希腊债务冲击，西班牙第一季度的失业率已经高达20．0％。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数据，美国的失业率在2010年第一季度9．7％的高位以后， 4月的失业率又攀升至9．9％。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胡安·索马维亚2009年6月3日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劳工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从以往的危机中我们知道，相对于经济的全面恢复，就业率要想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通常需要多花4年~5年的时间。这就意味着全世界可能要迎来一场持续6年~8年之久的就业和社会保障危机。”

　　我国现有宏观政策尚未体现就业优先

　　现阶段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主要包括经济增长，扩大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就像今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所阐述的，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左右；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4．6％以内；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国际收支状况改善。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以“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而且其他目标也是以“经济增长”为追求，例如1995年通过施行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条认为：“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1994年颁布1995年实施的《预算法》第一条这样表述：“ 为了强化预算的分配和监督职能，健全国家对预算的管理，加强国家宏观调控，保障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也没有明确涉及扩大就业。
上述法律的诞生背景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从1980 年~1995年的15年中，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反映在社会就业上，是就业率快速普遍的提高。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的就业弹性即经济增长对就业增加的带动作用不断下降。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的研究报告，在“九五”时期，国内生产总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带动90多万人就业。到了“十五”时期，却仅能带动80多万人就业。2006年和2007年，仅能带动50多万人就业。

　　扩大就业优先原则应成我国经济发展首要目标

　　审时度势，笔者建议在“十二五”时期确立扩大就业优先原则，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语序变化，其意义如同从“又快又好发展”到“又好又快发展”的转变。

　　确立扩大就业优先原则是中国国情的客观需要。我国是个人口大国，人力资源十分丰富。根据人口学家的测算，我国人口增长在2032年以后才可能出现拐点。现阶段我国的就业人口总量大约是7.7亿人，而美国就业人口总量仅1.5亿人，也就是说，我国的就业人口总数是美国的5倍。美国的劳动力增长缓慢，每年仅有30多万人，我国2010年光是毕业的大学生就有630万人。我国劳动力总量供大于求的状况将长期存在，就业总量矛盾十分突出。今后几年，每年新成长劳动力约1000多万人，失业人员800多万人，国有集体企业下岗职工600多万人，城镇每年需要就业的人数将保持在2400万人以上。按照经济增长率8％和现有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能力计算，每年新增就业岗位数为800万人，加上自然减员腾出的岗位，城镇就业岗位约1100万个，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缺口在 1300万人左右。所以，确立扩大就业优先原则是中国国情的客观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