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在唐家岭生活了多年的资深“蚁族”也告诉《法制日报》记者，目前公开报道的“蚁族”资料和实录有片面渲染悲情色彩之嫌，过于强调“蚁族”生存状况的艰辛，还有很多媒体是选取了“蚁族”中生存状态最差的那一批人并将其放大到聚光灯下。

　　“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之所以选择在北京当‘蚁族’，是因为我们觉得这里提供给年轻人的机会多。尽管现在苦一点，但将来会有更好的发展，我们选择这里也是自我奋斗的体现。”这位资深蚁族说。

　　鲁东大学就业指导中心主任李伯枫认为，目前，大学生就业弱势人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种类型：生理弱势的大学生，主要是指相貌平平或者存在生理缺陷的学生群体；经济弱势的大学生，主要是指家庭经济状况不佳、生活困难的学生群体，包括特困生和贫困生；冷门专业的大学生，主要指专业过于冷门、市场需求量少的学生群体；学校名气不高的大学生，主要指受到学校名气影响而产生就业难的学生群体；女大学生，主要指用人单位性别歧视造成就业难的女性学生群体。

　　而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袁本涛则认为，“漂族”大有向研究生发展之势。

　　“每年毕业的研究生有好几十万，实际上很多研究生也无法就业，也成为‘漂族’的一员。最近我想招一个博士后，招聘广告发出去没两天，就有一个博士来找我，实际上他是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所以研究生的就业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只是还没有像我们的高职高专和本科生那么严重。”袁本涛说。

　　《法制日报》记者发现，“漂族”或“蚁族”的大量产生，与近年来就业形势的恶化关系密切。

　　北京就业促进会会长任占忠说，当前的就业形势是，从过去用人单位掉着眼泪要不着人，到现在学生掉着眼泪找不到工作。就业市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就是这30年来的现实情况，所以说毕业生也由过去不用发愁包分配，变成了现在的“给了你自由，同时也让你失去了工作的自由”。

　　“当前毕业生的就业，我们所面临的是就业压力加大，而今后的就业压力还将长期存在下去。为什么？因为毕业生人数一旦达到了690万，就不可能降到500万、400万、300万，我们在2001年只有114万应届毕业生，10年的时间增长到了630万，这个数字不可能再回去。按照现在的规划，到2020年，应届毕业生人数还将再增长一二百万，所以我们的就业压力将长期存在。”任占忠说。

　　对于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中国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则倾向于结构性失业的说法。

　　“目前我国大学生就业难或者是就业方面的问题，我感觉其中有结构性的因素。就目前的数据来讲，中国的大学生占就业人口的比例并不是最高的，我们大学生人数占总人口的8%、9%，今后可能会是20%、30%，但发达国家最高达到50%，所以说中国大学生并不是最多。但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大学生就业难、就业失调，其中原因在于结构性失调，比如第三产业、服务产业、创意产业不发达，与此有很大的关系。”王耀辉说。

　　解决“漂族”就业需长效机制

　　“严峻的就业形势使得我们面临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建立解决毕业生就业的长效机制。”任占忠说。

　　有不少业内人士指出，“漂族”或者“蚁族”现象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如何更好地保障这部分人的权益，政府责无旁贷。

　　“今天我们谈大学生就业，我觉得应该把它放在更高的高度看待它。”袁本涛说，这些“漂族”都是来自于农村，来自于农民工家庭，来自于社会弱势人群，对整个社会的稳定性会带来很大的问题。所以应该从更高的高度看今天的大学生就业，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就业问题，而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政府要负什么责任、社会应该承担什么责任，以及学校应该如何转变教学服务，我觉得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姚俊认为，从政府层次来说，国家应该为弱势大学生的就业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应进一步规范大学收费，控制教育成本上涨，从源头上减轻来自困难家庭大学生经济负担；从政策上鼓励商业银行对贫困大学生发放国家助学贷款，增加贫困大学生奖学金、助学金的财政支持力度，同时力求不同高校之间在政策支持上体现公平性，通过这些措施最大限度地为贫困大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从而在根本上增加他们的就业竞争力；同时，国家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降低贫困生就业成本，在其直接控制的就业岗位上为贫困大学生就业提供公平的就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