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住在北京市海淀区唐家岭地区的湖南籍打工者王魏(化名)执意不同意记者到他家里采访，理由是“太乱了”。

　　从外地一所大学毕业后，王魏和她的女朋友已经在唐家岭生活了两年，如今两人的月收入加起来都不到4000元，因此他们选择了在唐家岭租住，每个月房租只要500元。

　　尽管生活压力比较大，但王魏丝毫没有要离开北京的意思。

　　在今天发布的2010年就业蓝皮书———《2010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中，像王魏这样的新一代就业弱势人群，被称为“低收入漂族”。蓝皮书的主编王伯庆博士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对于低收入漂族的调查分析是2010年就业蓝皮书的亮点之一。

对于今年全国“两会”前后被热炒的“蚁族”，王伯庆认为，“漂族”与“蚁族”没有实质上的区别，“他们就业的地方不是家庭所在地，也许还不是大学所在地，这就是媒体所称的蚁居或者是弱势就业大学生”。

　　《法制日报》记者发现，与过去提到的下岗职工或者残疾人不同，主要由大学生组成的新一代就业弱势人群，已经成为在追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得到重视的问题。

　　“漂族”多来自于农民工家庭

　　随着唐家岭拆迁工作的逐步推进，王魏正在选择下一个栖息地，他将目光投向了南五环外的某个村庄。

　　唐家岭，这个北京周边不起眼的村庄，由于紧邻上地高新产业园区，在过去的数年间已经涌入了数万人居住。王魏告诉《法制日报》记者，这其中大部分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

　　在就业蓝皮书中，对2009届大学毕业生中的就业弱势人群是这样分析的：

　　与全国2009届大学毕业生平均分布对比，低收入就业漂族有超出5个百分点、总共55%的比例集中于直辖市和副省级城市，其中在北京、上海和深圳的最多。

　　2009届大学毕业生中，低收入就业全漂族毕业半年后的月薪为1240元、低收入就业半漂族为1129元，这个水平只相当于同届毕业生全国平均月薪2129元的一半；从毕业半年内的离职率来看，低收入就业全漂族为46%、低收入就业半漂族为51%，明显高于38%的全国平均水平；从专业对口率来看，低收入就业全漂族为55%、低收入就业半漂族为58%，略低于62%的全国平均水平。低收入就业漂族比较多地集中在销售类职业，较高比例受雇于民营企业和小企业。

　　从家庭背景来看，低收入就业漂族的大学毕业生更多来源于农民与农民工的家庭。2009届大学毕业生中，漂族较多地来自经济不发达地区，其中低收入就业漂族的家乡基本位于地级及以下城市或农村。

　　王伯庆在解读上述数据时说，漂族有全漂和半漂之分。“比如我的家乡在四川，在四川的高校就读，毕业后到北京来工作，我就叫全漂；如果我的家乡在四川，是在北京的高校上学，毕业后仍在北京就业，就叫半漂。大家看看，低收入的就业全漂族的月工资是1129元，而全部的大学生毕业生平均薪资是2129元。换句话说，这批大学生就业弱势人群，就业水平比较差，薪资相当于大学生的40%多一点儿”。

　　《法制日报》记者发现，“漂族”与“蚁族”有诸多共性。《蚁族》一书的作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廉思认为，之所以称其为“蚁族”，“这是因为他们与蚂蚁有着许多相似的特点：高智、弱小、群居。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有的还毕业于重点大学，拥有较高的智商和知识水平；他们又是像农民工一样的困难群体，游离在城市边缘，过着比较艰苦的生活”。

　　廉思的调查结果显示，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西安等高校云集的大中城市存在大量“蚁族”，主要分布在城乡接合部，全国“蚁族”大约在百万人以上。

　　在唐家岭采访时，记者了解到，“蚁族”多数从事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餐饮服务等临时性工作，平均月工资不到2000元，多数没有社会保险和劳动合同，有的甚至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

　　从“蚁族”的这些特点来看，他们就是低收入就业漂族。

　　就业难导致“漂族”大量产生

　　对于“漂族”或者“蚁族”产生的原因，王伯庆在书中并没有作出详细说明，但他仍向《法制日报》记者分析，就大学生来说，“我们做过一些案例分析，有不少大学生不要家乡一套房，而要北京一张床。有一个例子，我们曾经采访过电子科技大学的一名应届毕业生，他找到两份有意向的工作，一个是在深圳，月薪是5000元；另一家是在成都，月薪也是5000元。虽然成都和深圳的物价是不具可比性的，但他还是选择了深圳。原因很简单，因为成都那家公司做的是二流水平，对职业发展不利。因为职业发展的原因，漂族选择了更高层次级别，他们在走出自己的蜗居后，看到了不同的文化，这超过了在他们的家乡———某个地级市的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