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正由单纯的体力型向智力型、技能型转变，这样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竞争能力普遍较低，就业空间狭小，只能局限于城市人不愿干的苦、脏、累、险等工作，只能在城市的亚劳动力市场上徘徊。同时也导致新生代只能维持较低的收入，没有实力谋求个人的发展，延缓了融入城市的步伐。

　　社会权利障碍：仅拿“裸体工资”难成城市公民

　　由于中国独特的历史背景和多年的二元社会结构体制，依靠一整套制度，包括户籍、社会保障、福利、劳动就业、人事、组织、教育、财政、住房制度乃至政治制度等，从总体上将农民工与城市市民分离开来，形成了对市民的保护和对农民工的排斥。使得农民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权利不平等和缺失，严重阻碍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目前，以国有经济原有福利为标杆的体制几乎原样照搬；以民营为主的中小企业及各类民间服务组织要么以压低工资剥夺农民工福利,要么为规避风险,以无合同或变相合同来侵犯农民的合法权益。新生代农民工仍然是经济意义上的劳动力而不是城市意义上的公民。

　　在就业上体现为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农民工得到的仅仅是“裸体工资”，在工资之外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被“剥夺”了。农民工在为城市创造财富的同时，却未能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益处，无法享受到与市民同等的社会待遇、同等的社保体制和公共服务，反映出现行城市体制并没有较好地接纳这一群体。同时，在政治权利方面，新生代农民工被排斥在社区组织、社区活动、社区管理之外，难以融入到社区生活，没能参与社会管理。即使有限度的参与，也表现为参与层次低、范围窄、内容单一，农民工的诉求得不到政府的重视和合理的解决。尤其是作为基层服务平台的各级工会组织和城市居民社区，将新生代农民工排除在外，没有对他们进行必要的整合。

　　社会交往障碍：缺乏平等交流社会资源积累少

　　与城市居民的交往情况可反映农民工与城市社会的融合程度，农民工与城市社会融合得越好，其就业状态和生活状态就越好，其定居城市的愿望就越强烈。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后，一方面，由于他们所占有的资源十分有限，占有资源较多的阶层在交换关系中处于“给予”多于“获取”的状况，在一般城市居民看来，与农民工交朋友太麻烦，代价太大。即使有交流，也仅限于单一的业缘关系,即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与工作场所的城市居民有某些职业的、业务的联系。这种业缘关系仅是形式上的、生活表面的,没有深度、广度的,在本质上并没有融入城市社会生活中去与市民达到人格平等的、朋友式的情感交流的程度。这样也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源的积累。

　　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面对陌生的环境，也无法在短时期融入城市社交圈，他们的交往圈子基本上还是自己的亲友、同乡，遇到困难也是在亲友、同乡之间求助，使得农民工的社会交往范围限于狭小的同质性的农民工群体之内，形成一种孤立化的、相互隔绝的、封闭性的群体存在，阻碍着其对城市的认同与归属，使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缺少了互动与对话，客观上形成了社会隔离状况：农民工与城市主流社会主流文化相疏离，成为客观上的城市边缘人。表现在行动上就是市民与农民工的不信任、不合作、不理解。信任是人际交往和关系建立的前提，市民对农民工缺乏信任，严重地影响着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的建立和扩大。

　　同时，对农民工的偏见和长期以来城市媒体对农民工的负面报道所造成的农民工形象污名化，也严重地影响着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的扩大和社会资本的积累。农民工素质低，难以通过媒体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利益诉求，农民工在精英话语权、知识话语权、权力话语权的强势包围中，“失语”导致的“失权”的状况十分严重。对于农民工而言，由于其难以建立城市社会关系网络或者社会关系网络范围狭小、同质性强，以社会关系网络表现出来的社会资本存量有限，使得他们在求职、获取帮助以及情感支持、经济社会地位的提升等方面都比一般城市居民困难，从而使得他们经常陷入生存与发展的困境，游离于城市边缘成为他们无奈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