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市民化是指农民工的职业、身份地位、价值观、社会权利、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等向城市市民转化并顺利融入城市的过程。一般而言，农民工融入城市经历三个层面：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心理融入。目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面临着以下障碍：

　　经济障碍：农民工劳动投入与收益不均衡

　　西方迁移理论认为，经济因素是影响人们迁移决策的重要因素。经济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关键，当前农民工问题中最突出的是农民工劳动投入与收益报酬的非均衡性。一是农民工劳动投入与收益的非对等性，一是农民工创造的社会收益增长率与收益分享增速的非均衡性，二者表现为：工薪收入普遍偏低和工资收入增幅缓慢，已成为当今中国分配领域最突出的问题。有关研究表明，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成本，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10甚至是1/20,而在制造业中，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比这个比例还要低很多，农民工并没有获取与他们所付出劳动相符的合理收益。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06年调查,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在1501元～2000元之间的占16.9%,1001元～1500元的占21.6%,701元～1000元的占26.6%,501元～700元的占23.4%。其中能准时或基本准时拿到工资的占75.3%，偶尔拖欠的占17.4%，经常被拖欠的占7.3%。经济是一切的基础，也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基础，农民工已经为中国社会进步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们再也不能靠牺牲农民工的经济利益来谋求社会财富的积累和企业利润的增长。这既不符合现代社会的公平原则，也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更不利于农民工融入城市。

　　生活质量障碍:需要支付比当地市民更多的成本

　　由于无法享有平等的经济权，农民工包括新生代农民工收入仍然微薄，导致住房条件差，在子女上学、就医等诸多方面需要支付比当地市民更多的成本，影响到广大农民工的生活质量。

　　住房方面,农民工大都居住在城市边缘地区或城郊接合部,据建设部门估计，农民工有60%自己租赁住房,很少自己买房，也有49.8%的新生代农民工住在集体宿舍。这些住房水、电、煤气、卫生间等基本的生活配套设施少，绿化面积小，公共卫生状况令人担忧，“脏、乱、差”现象突出。同时，覆盖农民工的廉价房制度缺失，尚未建立起与农民工经济状况相适应的住房供应模式，使农民工在城市难有安身之所。

　　教育方面，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上学难，升学压力大。一项针对近5000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对其子女的期望非常高，近乎“疯狂”，但流动儿童受教育状况不及全国儿童的平均水平，失学率竟高达9.3%。流动儿童未上学比例由0.8%增长到15.4%,这意味着全国有近200万流动儿童失学、辍学,近半数适龄儿童不能及时入学。

　　在医疗卫生方面，农民工医疗卫生条件差，看病难，享受不到城市居民同等的医疗卫生公共服务。有2/3的农民工不上正规医院看病，大都选择自己买药治疗或去个体诊所，尤其正处青春期的新生代女农民工，多次去黑诊所做人流的现象触目惊心。

　　文化娱乐休闲方面，城里的娱乐项目丰富多彩，但收入低廉的农民工很少涉及，一些农民工精神世界匮乏，耐不住贫乏而单调的生活，会去外面寻找一些刺激活动来满足一下自己。总体而言，质量低下的城市生活使农民工的城市实践活动有了最直观的体验，直接影响到新生代农民工对所在城市的归属感、认同感与幸福感，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

　　素质障碍：受教育程度不适应市场需求

　　人力资本是劳动力进步和经济增长的源动力。新生代农民工由“农民”转变为“市民”，自身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应是确保其在城市长久安身立业的前提，只有当自身的综合素质提高以后，才会逐步带来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改变，并不断适应市民化的内在要求。已有的研究也表明，文化素质越高的人，越容易融入城市社会。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1.45亿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76.5%,比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公报显示的农民工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90.0%有小幅提升，但是51.1%从未接受过任何职业技能培训。国务院研究室2006年发布的报告也显示,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职业培训的仅占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培训或教育的占3.4%,接受过中等职业教育的占0.1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占76.4%。甘肃社科院2007年的调研显示，以初中文化为主、50.5%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接受过技能培训、78.5%的没有专业资格证书。可见，尽管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水平比老一代农民工有了不少提高，但阶层职业的低质性使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相比,除了年龄与体力的优势外,在整体上仍处于较弱的地位，缺乏必要的专业培训、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不了解工业生产或现代化服务业的基本规范,同现代非农行业对劳动者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目前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正由单纯的体力型向智力型、技能型转变，这样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竞争能力普遍较低，就业空间狭小，只能局限于城市人不愿干的苦、脏、累、险等工作，只能在城市的亚劳动力市场上徘徊。同时也导致新生代只能维持较低的收入，没有实力谋求个人的发展，延缓了融入城市的步伐。

　　社会权利障碍：仅拿“裸体工资”难成城市公民

　　由于中国独特的历史背景和多年的二元社会结构体制，依靠一整套制度，包括户籍、社会保障、福利、劳动就业、人事、组织、教育、财政、住房制度乃至政治制度等，从总体上将农民工与城市市民分离开来，形成了对市民的保护和对农民工的排斥。使得农民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权利不平等和缺失，严重阻碍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目前，以国有经济原有福利为标杆的体制几乎原样照搬；以民营为主的中小企业及各类民间服务组织要么以压低工资剥夺农民工福利,要么为规避风险,以无合同或变相合同来侵犯农民的合法权益。新生代农民工仍然是经济意义上的劳动力而不是城市意义上的公民。

　　在就业上体现为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农民工得到的仅仅是“裸体工资”，在工资之外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被“剥夺”了。农民工在为城市创造财富的同时，却未能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益处，无法享受到与市民同等的社会待遇、同等的社保体制和公共服务，反映出现行城市体制并没有较好地接纳这一群体。同时，在政治权利方面，新生代农民工被排斥在社区组织、社区活动、社区管理之外，难以融入到社区生活，没能参与社会管理。即使有限度的参与，也表现为参与层次低、范围窄、内容单一，农民工的诉求得不到政府的重视和合理的解决。尤其是作为基层服务平台的各级工会组织和城市居民社区，将新生代农民工排除在外，没有对他们进行必要的整合。

　　社会交往障碍：缺乏平等交流社会资源积累少

　　与城市居民的交往情况可反映农民工与城市社会的融合程度，农民工与城市社会融合得越好，其就业状态和生活状态就越好，其定居城市的愿望就越强烈。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后，一方面，由于他们所占有的资源十分有限，占有资源较多的阶层在交换关系中处于“给予”多于“获取”的状况，在一般城市居民看来，与农民工交朋友太麻烦，代价太大。即使有交流，也仅限于单一的业缘关系,即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与工作场所的城市居民有某些职业的、业务的联系。这种业缘关系仅是形式上的、生活表面的,没有深度、广度的,在本质上并没有融入城市社会生活中去与市民达到人格平等的、朋友式的情感交流的程度。这样也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源的积累。

　　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面对陌生的环境，也无法在短时期融入城市社交圈，他们的交往圈子基本上还是自己的亲友、同乡，遇到困难也是在亲友、同乡之间求助，使得农民工的社会交往范围限于狭小的同质性的农民工群体之内，形成一种孤立化的、相互隔绝的、封闭性的群体存在，阻碍着其对城市的认同与归属，使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缺少了互动与对话，客观上形成了社会隔离状况：农民工与城市主流社会主流文化相疏离，成为客观上的城市边缘人。表现在行动上就是市民与农民工的不信任、不合作、不理解。信任是人际交往和关系建立的前提，市民对农民工缺乏信任，严重地影响着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的建立和扩大。

　　同时，对农民工的偏见和长期以来城市媒体对农民工的负面报道所造成的农民工形象污名化，也严重地影响着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的扩大和社会资本的积累。农民工素质低，难以通过媒体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利益诉求，农民工在精英话语权、知识话语权、权力话语权的强势包围中，“失语”导致的“失权”的状况十分严重。对于农民工而言，由于其难以建立城市社会关系网络或者社会关系网络范围狭小、同质性强，以社会关系网络表现出来的社会资本存量有限，使得他们在求职、获取帮助以及情感支持、经济社会地位的提升等方面都比一般城市居民困难，从而使得他们经常陷入生存与发展的困境，游离于城市边缘成为他们无奈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