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晚上12点了，康厚明还是睡不着觉。半个小时前，最后一个记者才离开他的房间。他自嘲，他的“‘两会’＝会议﹢记者”，但后者给他的压力更大。“我的空闲时间给了将近200个记者。”

　　康厚明，重庆市城建控股(集团)第一市政工程公司路面处农民工班班长、全国人大代表。16年前，他还是刚从重庆市永川区来苏镇石牛寺村走出来打工的青年，晚上睡在水泥地上，就着一张破席子，也睡不着觉，心里想着什么时候才能买房子娶媳妇。

　　16年过去，媳妇早娶上了，房子问题也看到了解决的曙光。他开始担心所有农民工的房子、票子、媳妇、养老、医疗问题，“我家中7个兄弟姐妹都在外打工，他们也同样关心这些。”

　　今年是康厚明第三次参加全国“两会”。全国仅有3位像他一样的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分别来自重庆、广东和上海，代表1.5亿农民工。他们虽进入城市，但仍游离于城市体制之外，没有完成实质意义上的城市化。与此同时，这一群体也在不断分化，出现了与老一代农民工具有显著差异的新生代农民工，对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提出更多挑战。

　　康厚明面对的挑战也不小，他与另外两名农民工代表经常聊QQ，“有什么问题大家一起商量商量”。3年来，他一直在学如何更好地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有时候，我还没有学好，就被推到记者跟前了，压力特别大。”

　　今年“两会”发言，他讲的最多的是希望“更平等”、“更快”。他希望很多惠农、惠农民工措施能一步到位，“很多针对城市出台的政策都是一步到位的，我希望针对农民的政策也能一步到位，就像这次修改选举法一样，更平等。”他还特别关心农村医疗保险、养老保险转移接续问题。“我知道这方面正在逐步改善，但我希望能够快点、再快点。”

　　有时候，他会觉得一些企业代表说的话不太好听。“开会的时候，他们总向领导要钱要政策，他们为什么从不提自己企业工人、农民工的待遇解决了没有？有没有为他们交保险？我希望这些问题也能得到同等重视。”

　　虽然有些牢骚，但今年他还是感到特别开心：“选举法修改了，我想再过几年，农民工、农民代表可能会更多，到时候会有更多的人为农民工说话。”

　　“很多农民工希望留在城市生活。和我一样，他们也知道买不起市区的房子，远郊、区县就可以。希望能有措施帮着他们实现这个愿望。”

　　远在千里之外的重庆山区，康厚明76岁的母亲一边守着电视机想发现哪怕“自己儿子的一片衣角”，一边独自照看十几只鸡、几头猪。每次接到母亲打给他的电话，康厚明都会想起房子，“再攒点钱，赶紧安家买房，把她接过来住”。

　　带着《立法规范农民工工资支付、增长机制》的议案，他希望政府尽快帮助农民工收入较快增长，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尽快抑制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建立农民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并且加强农村新生代劳动力的技能培训，提升他们的进城就业能力。(记者 张蔚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