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劳务输出大省四川，眼下招工也是困难重重，从南方制造企业过来招工的人事经理们风光不再，枯守多日收获无多。报名者本来就不多，能去参加面试者更是寥寥。其所开出的1500元月工资已经没有什么诱惑力了，一个负责砌墙的技工告诉记者，他们的月收入一般都在5000元左右。四川省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冷荣忠说，如果是金融危机期间不把农民工当包袱甩，或者是在以前务工的时候，收入不错，生活也很好，各方面的权益都有保障，“我想大多数不会这样”。（央视网9月22日）

企业难以招到足够农民工的现象，被认为是出现了“民工荒”。此前，在中国另外一个劳工大省河南也曾出现类似情形。大批“恋栈”的农民工让珠三角大批制造企业的负责人头疼不已，以往几十年来那种“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良好感觉，似乎已很难得了。一方面是企业开工不足，亟需技术工人；另一方面却是农民工再三忸怩、再三挑剔，工资也呈上涨趋势。这样有利于农民工的“乐观”情形是不是就意味着，持续多年的“廉价农民工”已经成为了明日黄花？

我却远没有那么乐观。对于农民工而言，经济逐渐回暖、企业纷纷开工、工资水平上涨，固然是一个不坏的消息，可这种“利好”仍有极大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南方大批制造类企业能够在金融危机来袭时，将他们视为累赘纷纷抛出，当然也就能够在经济回暖时降尊纡贵，跑到他们的老家请他们出来做工。也就是说，用工一方的地方政府和资方态度变化的依据，只是自家的利益、地方的发展。外部经济环境好，农民工就留下打工；经济环境一旦恶化，则立马请农民工开路，其视农民工为经济发展蓄水池的认识，昭然若揭。至于说，有没有在这个过程中考虑改善一下农民工的群体权益以及自身发展，很难讲的。

或者可以说，这一轮经济回暖，南方制造企业大举招工，除了开出的工资稍稍高了一些之外，农民工之缺乏保障、缺乏权益的情形，与前几年并无太大差异。城市对于他们的存在，依然是一种即时利用的态度。农民工能不能在城市生活下来，并葆有自身的种种合法权益，尚需要很长的路要走。即使是看似上涨了的那点工资，对于常年漂泊的农民工和他们的家庭而言，也很难改变什么。四川金堂县竹篙镇镇干部夏逢利就这样说：“在外打工这么多年，哪怕他挣再多的钱，家里面娃娃没照看好，老人没照看好，万一太远的话，还是等于零。”也即如果没有一个持续的承诺，农民工可能不愿意去冒这个险。更何况，眼下的工资待遇不过是企业的权益之举，一俟劳动力市场转暖，企业之变脸是可以预期的。此前几轮“民工荒”的反复，不正与“民工潮”相交错、交替吗！

再者，农民工不再廉价仍然不过是局部现象、短期现象，此种情形能否固化为这一群体的权利，目前还不好说。从宏观的层面讲，农民工群体的素质提高仍嫌缓慢。有资料显示，中国目前7000万技工中，中级工占35%，高级工只有0.5%。如果把遗落在统计之外的农民工算进去的话，那么，中级工以上的工人比例不超过20%。大部分农民工基本上初中毕业、甚至小学未毕业即开始加入打工行列，并无任何职业教育，都是边干边学。而且，由于大多数农民工长期处于流动漂泊之中，其自身的发展更显困难。随着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缺乏职业教育的农民工当会越来越缺乏竞争力而呈现出疲态。

论者每每倡言农民工“市民化”以融入城市，而现实总是呈现出某种捉弄人的吊诡，农村的家园依然是他们在城市呆不下来是的憩园。即便勉强留在城市，由于城市里的流动劳动力市场劳动报酬低，且普遍缺乏劳动保障，也很难避免其成为城市的新贫困群体。可见，我们不能仅仅看到农民技工月收入达到5000元就大惊小怪。透过农民工收入不再廉价的背后，更应该看到这个群体依然严峻的生存问题，更应该看到现行的城乡。更何况，如果大部分农民工长期漂泊，不仅自身素质难以提升，也同样不利于其所从事行业技术水平的提升、产业的升级。社会学家陆学艺讲，改善待遇只是治标的办法，根本上要从社会体制上解决农民工。“民工荒”频发，改变此其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