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政府权威部门没有建立一个完善的农副产品差异化体系，那么，这无异于鼓励“劣币驱逐良币”，让品质差、安全性不高但成本低的农副产品挤垮品质好、安全性高但成本高的农副产品；也无异于告诉各行各业的生产经营者破坏农业生产环境是免费的。

　　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是解决农民的收入问题，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关键是解决农副产品定价过低问题，解决农副产品定价过低问题的关键是解决产品差异化分类和定价差异化问题。

　　城市居民为了消费每公斤70元的优质大米却只能购买日本大米，其实，中国拥有生产同样优质大米的环境、品种和人力，但缺乏分类和定价的体系。自然环境只创造使用价值，但制度和机制界定着商品价值。

　　从这个角度不难发现，“三农”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于制度和机制。农副产品定价过低的根源之一在于没有在政府权威认证部门订立的严格的产品分类标准之下形成产品的差异化和定价的差异化。

　　实现农副产品差异化和定价差异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农副产品的差异化分类与差异化定价需要在生产、认证、采购、运输、仓储、检测、销售和监控等各个环节的密切配合。在此，推动农民组织化，扶持由政府资金支持的大型的农副产品采购、运输、仓储、销售内资企业，加强农副产品检测和质量监控，推进农业生产销售过程的信息化建设，是完成农副产品差异化分类和定价的基础性工作；同时，完成农副产品差异化分类和差异化定价也是提高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增加城乡就业的重要工作。

　　全方位建设宜居乡村

　　第五，推进乡村宜居工程，建设宜居乡村。

　　在农村生产组织解体之后，单个农民成为个体生产者，农村基层的公共卫生系统、公共文化系统和公共医疗系统随之解体，公共教育系统也受到削弱。在现在的农村，农民个人是基本生产单位、宗族关系是主要的社会关系。公共卫生、环境保护和公共医疗成为无人过问的领域。

　　我们无法想象一个城市300天没人清扫的情景，可是我们大部分乡村已经将近30年无人过问公共卫生和环境。现在的乡村早已不再提倡“爱国卫生运动”和农村义务劳动，迄今为止没有采取新的更有效的方式来代替以往的公共卫生管理模式。

　　现在多数基层农村，房前屋后污水长流、生活垃圾堆积成山、塑料薄膜随风飞扬；各类不敢进城销售的假冒伪劣产品纷纷进入缺乏监管的广大农村市场；同时，各类网络游戏和无证网吧则影响着大量农村青少年。承载着中国大部分人口的农村并没有成为生活宜居的地方。

　　经济发展应该服务于民生，应该服务于城市和乡村宜居环境的建设。建设宜居乡村是发展农村经济、解决“三农”问题的基础性工作。为此，我们应该采取以下政策措施：

　　其一，通过财政、金融、采购、土地等政策的引导，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在农闲期间，恢复农民义务劳动制度。农民不仅应该参与农田改造和水利设施的建设，而且应该参与公共卫生设施建设和日常公共卫生管理。农村农民的合作组织不仅是生产经营机构，而且是农业基础设施和公共卫生设施的建设机构和维护机构，同时也是落实政府支农惠农政策的主体。

　　其二，政府应该尽快开征环境税，对下乡的各类产生环境污染的工业产品和包装产品如塑料、电池、家电等征收环境税，并将这部分税收专款专用于农村各类污染环境的产品的回收利用。发展循环经济需要财税政策的配套，税收也需要服务于环境。

　　其三，以政府资金为主导，同时吸引社会资金，借助现代企业制度，推进全国乡镇商业服务网和文化服务网的建设。通过建设全国性的商业服务网和文化服务网，让合格优质的商品可以下乡，让优秀的文化产品可以下乡。为了保证农村农业劳动力的再生产，政府必须严格控制农村网络游戏和网吧蔓延，对开设网吧实行许可证拍卖、每个乡镇只能发放一张网吧许可证、营业时间不得超过夜间10点、必须距离中小学2公里以上等等。网络游戏已经成为农村的主要公害，是造成农村治安问题的主要根源。

　　其四，在推动农村金融、商业、物流、科技、医疗等全国性服务网络建设的同时，鼓励科技人员、文化人士和大学生深入农村、扎根农村；同时，鼓励那些来自于农村的科技文化人士和政府官员退休之后返回乡村定居养老，将城市的科技文化知识和社会资源带回乡村。以此，在乡村形成一个传播科技与文化、维护社会稳定的知识阶层。从发展农村经济、保护生态环境、稳定农村社会的角度出发，中国需要在乡村重新培育一个知识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