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解决社会充分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在哪里？不管从哪个角度，这都是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所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

　　不再是工业化和城市化

　　为此，我们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应该是，未来解决社会充分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不在哪里？”唯有这样，我们的政策才能避免错误。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已经不再是“工业化”，也不再是所谓的“城市化”。

　　据统计，我国城镇人口5.6亿，乡村人口7.4亿，其中农民户籍的人口高达9.4亿。对于一个拥有13 亿人口、近8亿农民的大国，企图照搬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模式显然是不可能的。即使把全世界的生产线都搬到中国，也难以实现把近8亿农民逐步转变为产业工人。更何况面对国内的环境、土地、能源、产能过剩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等各方面的约束，未来国内工业化和城市化所能创造的就业空间已经十分有限。

　　2000万农民工失业和500万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这至少已经说明，其余的7亿多农业人口不可能通过所谓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来实现充分就业，工业化和城市化也不是未来能够占据主流地位的就业方向。

　　迄今为止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建立在化石能源所创造的文明之上，即“石油农业”、“化肥农业”、“农药农业”等等。而即将来临的石油天然气的短缺将从根本上动摇“石油农业”、“化肥农业”和“农药农业”存在的基础。农业生产资料的涨价必然造成中国的农业危机和粮食危机。这将从根本上动摇工业化、城市化的基础，动摇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础。

　　现在，我们正站在历史轮回的转折点上。正在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实质上是美元危机，而美元危机实质上是美元背后的石油危机和资源危机。奥巴马政府看到了问题的实质，但并没有找到问题的最终答案。我们需要站在石油文明即将终结的历史转折点上，重新审视西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趋势及其后果，并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寻求我国城市居民和乡村百姓就业与生活的根本性解决方案。

　　根本出路在农业和农村

　　解决广大农民和大学生就业的根本出路只能是农业和农村，广大农村人口和大部分大学生只能在农村乡镇就近、就地实现就业。为此，各级政府必须从长期以来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工作力度和工作热情中，转变为更大力度推动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让“三农”不再成为“问题”，而是通过“农民组织化、农业科技化、产品分类化、服务网络化、乡村宜居化”来完成农民和大学生的安居乐业。

　　农民的“再组织化”

　　一是发展多种合作组织，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

　　联产承包责任制，单个农户与承包土地直接结合起来，但却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新的问题：水利建设、森林防火、良种推广、技术传播、机械使用、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等一系列集体合作问题，同时也极大地削弱了农民的谈判能力、农产品定价能力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其根本原因在于，违背了现代经济的基本组织原则，即分工与协作原则。承包制把一切都承包给了单个农民，消除了分工协作的基础，而成为“全能农民”显然是不可能的。中国当代农业是建立在“全能农民”这一不可能的假设之上。可以说，“一刀切”的农地和林地承包制，实质上是一场中国农村“去组织化”的运动。

　　现代农业生产已经被纳入社会分工体系之中，从而使得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一样成为一个完整的生产经营体系。正如蓝领工人与汽车装配线的结合方式不能代表汽车工业生产体系的全部一样，农民与土地的结合方式仅仅是农业生产体系中的一个基本环节，并不是农业生产体系的全部内容。

　　我们必须反思以往简单化的“去组织化”的农村改革，深刻地认识到目前“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农民组织缺失、农业生产无序、农村基层混乱。“三鹿事件”和今春北方大旱所暴露的问题只是农民组织缺失、农业生产无序、农村基层混乱的一个小小的注解。解决“三农” 问题、发展农村经济、实现充分就业、维护社会稳定，首先需要设计和选择一种或多种新的合作化、集体化组织模式，把农民从一盘散沙的无序状态中重新组织起来。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村的组织前提。

　　农民组织化需要具体的措施。其一，应该改变农业的财政补贴模式。

　　现有农业的财政补贴模式是“政府－农户”模式，即政府直接向种粮的农户发放补贴。为了鼓励农民成立各种形式的生产经营合作组织，补贴模式应改为“政府－农民合作组织”模式，这是促使农民在微观的生产经营单位上重新组织起来的重要措施。

　　在农民组织化问题上必须避免一种错误的认识，即认为农民组织化就是要土地私有化并将土地集中于少数人。这是破坏农村长期稳定的错误做法，也是缺乏历史常识的做法。相反，只有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才能有利于农民合作组织的形成。农民合作组织的形成应该坚持 “政策引导、农民自愿、土地集体所有”的原则。在此，政策引导是关键，土地集体所有是基础。政策引导包括财政补贴政策引导、金融扶持政策引导、政府采购政策引导、科技扶贫政策引导等。

　　其二，以国有资本为主导、以分层次控股的股份制形式，建设覆盖所有乡村的农村综合金融服务网、科技服务网、物流服务网和医疗服务网。这是促使农民在宏观的角度重新组织起来的重要措施，是建设社会主义村的重要基础设施。这能促使农民在宏观上重新组织起来。

　　农民知识化和农业科技化

　　第二，通过完善农村科技服务机构，推进农业科技化。

　　农村科技服务机构的主要职责是培训和指导农民、传播和推广农业科技知识、保护农村生态环境。基层农村科技服务机构的成员应该主要来自于经过系统培训的“知识农民”。

　　具体做法是：由各地农民合作组织，推荐当地高中毕业的拥有三年以上农业生产经验的青年农民，进入农林牧类高等院校深造，毕业之后返回当地农村进入基层农业服务机构，继续在农村合作组织内参与农业生产，同时领取一定的政府津贴。

　　目前农林牧类的大中专院校培养的毕业生，或者转行、或者进入政府机关，很少进入农业生产的第一线。这种局面需要改变。这类院校不应该面向应届高中生招生，而应该面向高中毕业之后从事农业生产一定年限的、拥有一定农业生产经验的青年农民招生，为农业生产的第一线培养专业人才。

　　随着农药、化肥、除草剂、良种和机械的广泛运用，当代农业已经不同于传统农业。这一方面表现为农副产品产量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表现为农副产品污染程度和环境破坏能力的提高。农业的现代化必须要求农民素质的现代化、农民知识的现代化。农民甚至得持证才能上岗。为了适应农业现代化的要求，农民必须组织起来、农民必须组织化和知识化，其中，农民组织化是农民知识化的前提。

　　农村的稳定是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础。从中国历史上看，乡村绅士阶层的存在对调解乡村矛盾、繁荣乡村文化、稳定乡村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培养一支有知识、有文化、有技术的农村科技人员队伍，使之成为农村基层的主要社会阶层，应该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村的主要内容。

　　推动农产品差异化定价

　　第三，建立产品差异化和定价差异化的制度与机制。

　　我国农副产品没有建立起一个完善的产品差异化的标准体系，无法对优质的农副产品形成有效的保护。大豆和大豆油脂产业的全线溃败就是一个案例。外资在华的转基因大豆油，曾经长期不作任何标识和提示而与国内优质大豆油竞争，这不仅欺骗了广大城乡消费者，而且挤垮了国内油脂企业，严重侵害了种豆农民的利益。因此，围绕着产品差异化和定价差异化来建立相关的制度、标准、物流体系和定价模式，保护农民利益，已经刻不容缓。

　　同类型的农副产品存在着品种差异、产地差异、土壤差异、水质差异、施肥差异（有机肥和化肥的差异）、农药使用差异、用工差异（人工与机器的差异）。这些差异直接影响着农副产品的品质、安全性和生产成本。城市郊区被重金属污染的土地所种植的蔬菜往往也是用发黑的污水灌溉出来的，这些蔬菜的品质无法跟净土培育、泉水灌溉的蔬菜相比，应该分别贴上产地分类标识，实现差异化。在商品生产关系已经侵蚀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的时候，环境资源也必须标价并通过市场机制寻找到其自身珍贵的位置。这也是保护环境、提高全民环境意识的重要措施。

　　如果政府权威部门没有建立一个完善的农副产品差异化体系，那么，这无异于鼓励“劣币驱逐良币”，让品质差、安全性不高但成本低的农副产品挤垮品质好、安全性高但成本高的农副产品；也无异于告诉各行各业的生产经营者破坏农业生产环境是免费的。

　　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是解决农民的收入问题，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关键是解决农副产品定价过低问题，解决农副产品定价过低问题的关键是解决产品差异化分类和定价差异化问题。

　　城市居民为了消费每公斤70元的优质大米却只能购买日本大米，其实，中国拥有生产同样优质大米的环境、品种和人力，但缺乏分类和定价的体系。自然环境只创造使用价值，但制度和机制界定着商品价值。

　　从这个角度不难发现，“三农”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于制度和机制。农副产品定价过低的根源之一在于没有在政府权威认证部门订立的严格的产品分类标准之下形成产品的差异化和定价的差异化。

　　实现农副产品差异化和定价差异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农副产品的差异化分类与差异化定价需要在生产、认证、采购、运输、仓储、检测、销售和监控等各个环节的密切配合。在此，推动农民组织化，扶持由政府资金支持的大型的农副产品采购、运输、仓储、销售内资企业，加强农副产品检测和质量监控，推进农业生产销售过程的信息化建设，是完成农副产品差异化分类和定价的基础性工作；同时，完成农副产品差异化分类和差异化定价也是提高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增加城乡就业的重要工作。

　　全方位建设宜居乡村

　　第五，推进乡村宜居工程，建设宜居乡村。

　　在农村生产组织解体之后，单个农民成为个体生产者，农村基层的公共卫生系统、公共文化系统和公共医疗系统随之解体，公共教育系统也受到削弱。在现在的农村，农民个人是基本生产单位、宗族关系是主要的社会关系。公共卫生、环境保护和公共医疗成为无人过问的领域。

　　我们无法想象一个城市300天没人清扫的情景，可是我们大部分乡村已经将近30年无人过问公共卫生和环境。现在的乡村早已不再提倡“爱国卫生运动”和农村义务劳动，迄今为止没有采取新的更有效的方式来代替以往的公共卫生管理模式。

　　现在多数基层农村，房前屋后污水长流、生活垃圾堆积成山、塑料薄膜随风飞扬；各类不敢进城销售的假冒伪劣产品纷纷进入缺乏监管的广大农村市场；同时，各类网络游戏和无证网吧则影响着大量农村青少年。承载着中国大部分人口的农村并没有成为生活宜居的地方。

　　经济发展应该服务于民生，应该服务于城市和乡村宜居环境的建设。建设宜居乡村是发展农村经济、解决“三农”问题的基础性工作。为此，我们应该采取以下政策措施：

　　其一，通过财政、金融、采购、土地等政策的引导，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在农闲期间，恢复农民义务劳动制度。农民不仅应该参与农田改造和水利设施的建设，而且应该参与公共卫生设施建设和日常公共卫生管理。农村农民的合作组织不仅是生产经营机构，而且是农业基础设施和公共卫生设施的建设机构和维护机构，同时也是落实政府支农惠农政策的主体。

　　其二，政府应该尽快开征环境税，对下乡的各类产生环境污染的工业产品和包装产品如塑料、电池、家电等征收环境税，并将这部分税收专款专用于农村各类污染环境的产品的回收利用。发展循环经济需要财税政策的配套，税收也需要服务于环境。

　　其三，以政府资金为主导，同时吸引社会资金，借助现代企业制度，推进全国乡镇商业服务网和文化服务网的建设。通过建设全国性的商业服务网和文化服务网，让合格优质的商品可以下乡，让优秀的文化产品可以下乡。为了保证农村农业劳动力的再生产，政府必须严格控制农村网络游戏和网吧蔓延，对开设网吧实行许可证拍卖、每个乡镇只能发放一张网吧许可证、营业时间不得超过夜间10点、必须距离中小学2公里以上等等。网络游戏已经成为农村的主要公害，是造成农村治安问题的主要根源。

　　其四，在推动农村金融、商业、物流、科技、医疗等全国性服务网络建设的同时，鼓励科技人员、文化人士和大学生深入农村、扎根农村；同时，鼓励那些来自于农村的科技文化人士和政府官员退休之后返回乡村定居养老，将城市的科技文化知识和社会资源带回乡村。以此，在乡村形成一个传播科技与文化、维护社会稳定的知识阶层。从发展农村经济、保护生态环境、稳定农村社会的角度出发，中国需要在乡村重新培育一个知识阶层。

　　从古以来，中国乡村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创造、发展、传承的摇篮，是中央政府选拔国家栋梁的“人才库”。当中国经济迅速转变为“打工型经济”，并受到无序工业化、无序城市化所造成的资源约束、市场约束和环境约束之时，中国经济需要再次转型并寻找新的出路。这迫使我们再次将目光投向广大的中国农村。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尽头，推动农民组织化、农业科技化、农产品分类化、农村服务网络化和乡村宜居化，将是中国解决经济发展瓶颈、实行充分就业目标的唯一出路。

　　（作者系厦门大学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