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批农民工失业的形势下,很多人都希望乡镇政府承担起责任,将“返乡农民工”留在乡村“就业”。但是农民工返乡,真的可以就地创业和就业吗?真的是在建“蓄水池”吗? 

        无论是先发国家还是亚洲“四小龙”,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过程中,都遇到过“经济危机”,都经历过阶段性的大面积的工人
失业,最终都是立足城市解决了工人就业和市民化。而将工人问题转嫁给农村没有成功的先例,只有失败的先例,那就是菲律宾。菲律宾曾经是仅次于日本的亚洲强国,被欧美国家誉为“亚洲典范”,1960年前后, 菲律宾遇到了我们今天一样的工人失业问题,菲律宾军政府强力推行土改,想将工人失业问题引入农村加以解决,但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这是因为在现代化过程中, 农业比较效益是逐步下降的,菲律宾工人的出路最终选择了向海外“出口”劳动力,譬如做“菲佣”。 

        我国现在是8亿农民为5亿市民搞饭吃,这没有前途。如果将失业工人引入农村加以消化,就会变成“9亿多农民为3亿多市民搞饭吃”的局面,更加没有前途。农村的年轻人,做“饿死鬼”也会选择城市,是不以某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 引导失业工人返乡就业,不是在农村建什么“蓄水池”,而是在建“堰塞湖”。 

        立足城市帮助农民工市民化 

        财富集中在城市,农民工留在城市的就业机会比他们回乡的就业机会更大。所以,立足城市解决农民工就业和创业,比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要现实得多。从资源配置的有效性考虑,集中资源在城市解决农民工问题、比分散资源到农村解决返乡农民的问题要高效得多。 

        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要统筹城乡发展。可是,农民工失业问题一出现,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就异口同声——“农民工返乡”创业和就业。实际上,谁都清楚,如果“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有很大空间,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怎么会有70%之高呢? 

        农民工是劳动力,是财富的创造者,是消费者,是工人阶级,是新市民,是公民,是国家主人。一个农民工在城市创造的价值至少比他在农村创造的价值高5倍,一个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消费至少是他在农村消费的5倍以上。因此,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农民工市民化,就是最大的扩大内需。农民工市民化,就是应对“经济危机”的最积极有效的办法。 

        以“村民集体资本主义经济”实现6亿农民小康 

        未来30年内,中国人口高峰不会低于15亿,如果像先发国家一样现代化,农民占人口的比例低于10%,城市要生活13亿多人,农民只有1.5亿人。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速度惊人的快,很多资源已经不得不依赖国际市场了,但农民数还增加了2亿多,总量高达9亿多。即使今后每年城市化1200万人,再过30年,中国的农民数量可能也不会低于6亿,如果低于这个数,除了资源供应会严重短缺外,社会稳定也难保证。 

        乡镇以下的农村要留住6亿人,并过上和市民差别不大的“幸福生活”,这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所在。农民不能一股脑地进城,应该有序进城,进城的生活水平和没有进城的生活水平相差不大。这就需要安排好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 

        中国农村是资源和人口矛盾极度紧张的国家,维持小农家庭经营,中国农民一万年都不可能小康,只会越来越困难；依靠资本主导的农业和农村经济产业化,让“公司+农户”大行其道,资本会很有效率,但农民一定会大量破产,会产生大量“流民”,社会就会乱成一锅粥。 

        既要有很高的效率,又不出乱子,应当走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道路。在保留集体经营体制的同时,鼓励发展村民集体资本主义经济,可能是未来中国农村必然的选择。集体资本主义经济的核心,是土地成为集体经济的资本,村民共享土地“农转非”增值收益和资本化收益,农民分享农业产业化的全部收益。因为,只有这样的制度选择,小农才不会被逼破产,村建设——重点建设15-20万个中心村(镇) 才可操作,乡镇以下才能够留住6亿人、并过上和城市市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