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应聘者迷茫地看着招聘信息。新华社发

　　20岁的陕西省乾县关头乡南庄村农民工石茂社，过去在广东、河南等地打过工，去年底回村。没过完年就揣了100多元钱到西安找工作。他说：“既然出来了，就再也不会回农村了。”石茂社坦言：“我是农民，可又不会种地，连犁把都没有摸过。在外面待惯了，觉着农村生活太单调了。”
　　因为没有技术，他求职屡屡碰壁。他和同村的五个小伙子结伴在西安市未央区张家堡人力资源市场附近已经找了一个星期的工作，仍然没能就业。他们几个住在城郊的一处破旧民房里，每人每天租金虽只需两块钱，但100多元钱很快就要花光了。
　　19岁的农民工黄勇说：“去年我在西安一家火锅店打工，每月给900块，一天下来要干12个小时，有时候要干15个小时，实在太累了就不干了。可现在能找到的工作，比原来的工作待遇还差，待遇好的咱又不符合条件。”
　　西安市未央区张家堡人力资源市场副主任武登超说：“现在这些小青年都有这个毛病，高不成低不就。一方面企业招的技术工干不了，市场有30多家企业在大屏幕上打广告招工，还老是招不上；另一方面服务类的岗位年轻人也不愿意去。他们白天在市场等活，晚上到附近村子里打通铺，过得很艰苦，但就是硬撑着也不愿回去。”
　　记者调查发现，年龄较大的回乡农民工心态比较稳定，他们一般选择回乡务农，或者在近处打打零工，活累、工资低也能接受。而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很少愿意留在农村，即使没有把握，也是漫无目标地奔向城里。工资低活累他们不想干，好工作又找不到，于是处在一个被农村和城市双重边缘化的尴尬状态。
　　黄勇给记者算账说，他每月上网至少要花200多块，手机费也得百十块，再加上吃穿住等，每月工资也就刚够自己在城市里生活，几乎没有往家里寄过钱。尽管现在工作没着落，但也绝不想回村里。村里啥都没有，一到晚上就黑乎乎的。

大批青年农民工滞留城市带来社会隐患

　　因长期滞留城市找不到工作，一些青年农民工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开始上升，农民工犯罪问题在不少城市已经显得较为突出。
　　武登超说：“现在有些农民工心理不平衡。年纪大点的还好，一些年轻的骂政府、骂干部、骂社会。不到一个月，市场的水龙头坏了一遍。治安案件三天两头地发生，有的把头都打破了。打架的年轻人居多，上50岁的农民工很少参与动手。前几天，市场边上有个面包车把一个农民工蹭了一下，一下围上去一帮老乡，吵着吵着，就合伙把车给掀翻了。公安局来也破不了案，他们人多胆子大，也找不出带头的人来。为了维护治安，我们专门请了公安局下属的一个保安公司的人来维持秩序，一年要花十几万元。”
　　据陕西省台盟调研，去年以来，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大批农民工提前返乡，一些滞留在城市的农民工犯罪率增加现象开始出现，二代农民工问题尤为突出，成为城市化管理的新课题。其中，因贫富差距产生失衡心理、文化生活单调、自身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等成为引发犯罪的直接原因。
　　据上海政法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教授吴鹏森调查，上海市青浦区近些年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不满16岁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参与刑事作案的人数已占到六成。从上海市闵行区涉案人员调查数据看，第二代农民工的犯罪率要大大高于第一代农民工。在近些年天津市外来人口犯罪案件中，年龄在18岁至35岁之间的犯罪人数占到七成以上。
　　据吴鹏森分析，第二代农民工的犯罪与第一代农民工的犯罪有一定差别，呈现出自己的特点。一是胆子更大，手段更狠。二代农民工采取抢劫、抢夺的直接犯罪比例超过了过去比较突出的盗窃犯罪；二是没有预谋，说干就干。很多人本无作案意图或动机，但受同乡或朋友的鼓动，立即改变想法，跟着就干。在作案时根本没有特定目标，主要是随机选择。这些反映出年青一代农民工鲜明的心理特点。
　　一些专家分析认为，相当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即使偶尔能找到临时工作，其收入也都相当低，无法维持基本生活需要。另一方面，他们离开原籍后基本脱离了其户籍所在地基层组织的管理，而在城市又没有组织起临时的管理机制，这种制度的缺失和管理的缺位使农民工缺乏外部保障和约束，容易走向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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