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通过有意识的投资来发展服务业，如果设计得当，自然能达到很好的效果。比如投巨资修铁路等基础设施，一方面可缓解我国铁路运输的瓶颈，另一方面也能刺激增长、增加就业。最近京沪高铁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京沪高铁平均每天要消耗1万吨钢筋、3.5万吨水泥、11万立方米混凝土，完成投资额约1.9亿元，现在全线的工作人员超过11.3万人”。但更重要的是围绕着这条铁路线服务业有建设性的营造。政府主导投资的危险之处在于，如果无法充分了解市场需求，很有可能形成巨大的浪费，这已经被很多事实所证明。所以，对政府而言，大手笔的投入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对民间资本放松管制。民间资本最活跃的地方，往往就是需求最旺盛的所在。中国最需要怎样的服务业，民间资本其实对此最为敏感。

拆除樊篱

    中国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不到40%，这明显和中国经济现在的地位不相匹配，为何会出现这种巨大的反差？

    在上一轮经济回落时期，1997年至2002年，我国的服务业一度加快了发展速度，服务业占GDP比重从1997年的34.2%上升到2002年的41.5%，可以说，当时服务业为中国经济走出困境贡献了相当的力量。不过可惜的是，在经济复苏后，最近几年的服务业产值并没有保持这样的上升势头，从2003年开始，服务业产值占GDP比重逐年下降，到2006年，服务业占GDP产值不足40%。其原因在于重化工业的过度发展，从1999年到2006年，工业产值比重从40%上升到43.3%。尽管重化工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很弱，但之所以更受青睐，原因在于对地方政府而言，重化工业在短期内拉动GDP的能力远远强于服务业。以此看，如果想要做大做强服务业，首先有必要改变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和GDP直接挂钩，而是辅以其他更为科学的考核指标，比如就业人口、整体经济效率等等。

    服务业的高壁垒和高管制也是其难以做大做强的重要原因，我国的金融、文化娱乐、医疗、教育等重要服务行业都有很高的准入门槛，这严重阻碍了资金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入。如果这些重要领域不能对民间资本充分开放，服务业的整体水平就将很难提升。而想要打破这种局面，首先就是打破管制、破除垄断。在我国已经高度市场化的今天，实在看不出来有任何充足的理由对这些行业实施严格的管制，根结其实主要在于利益。在12月8日的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主席提出，“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如果以这句话来理解中国的服务业，放松管制看不出有任何难处。

    事实上，政府也并非没有意识到服务业对于中国经济的意义，至少在最近两年开始频频出台扶持政策。2007年3月，国务院曾经发布《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除了强调服务业的重要性，对于服务业的发展目标也做了较为详尽的规划，“十一五”时期服务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到2010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比2005年提高3个百分点，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比2005年提高4个百分点，服务贸易总额达到4000亿美元。有条件的大中城市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服务业增加值增长速度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和第二产业增长速度。到2020年，基本实现经济结构向以服务经济为主的转变，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50%。一年之后，2008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又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提出了8大条23小条的具体措施，以落实2007年《若干意见》提出的政策。

    政策固然鼓舞人心，问题的关键在，当经济形势一片大好之时，大多数人都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改变现状，所以，有关服务业的政策和现实之间多少会有脱节。而到了2009年，当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越来越大时，这种巨大的压力可能会将政策迅速转化为现实。

一名地产炒家的熊市方法论　　

“‘通胀时玩资产，通缩时玩钱’，这是我的基本方法论。”

主笔◎朱文轶

    不到一小时，在一家咖啡馆里，一桩上千万元的商铺交易就被张羽冲不动声色地基本敲定了。“我今年只是偶尔谈个生意。”他轻描淡写地对我说，“我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休息。”如果不是这个突然来访的买家，他这个下午应该是在附近的足疗店里，他说他现在每天都要做个保健按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