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人员的工资高低只是表象，背后体现的是三大产业之间的行业利润差异。在大多数看来，农业的收入水平最低是正常现象，农民理应成为最贫穷的那部分人群。但在其他国家，这却并不是普遍真理。比如在日本，农民的平均收入甚至比城镇居民略高，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日本从事农业的人口仅5%，平均收入水平自然不低。我国有将近一半的人口束缚在农业上，平均收入自然也就沦落底层。如何将大批量农民转移出去？一方面需要提高农业经营的效率，加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在保障农业丰产丰收的同时，使得更多农民从土地上得以脱身。与此同时，城市和乡镇也需要创造出足够的就业，由于工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有限，只有寄希望于服务业。

    制造业的利润微薄，原因在中国的制造业从事的多为低端的组装环节，产业附加值不高。宏基集团的创始人施振荣曾经提出一个著名的“微笑曲线”，用来描述现代制造业的价值链，价值链上游是产品研发、材料采购；下游是仓储物流、品牌营销；中间则是加工组装，整条价值链是一个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有如一张笑脸。附加值最高的是产业链的上游和下游，附加值最低的则是中间的加工组装。成功的企业应该尽量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尽量开发利润最丰富的环节，而不是在附加值最低的组装环节挣扎。香港利丰集团的主席冯国经也曾提出一个“软三元”的理论，大意是说，一个商品在市场上售价为4元，其中只有1元属制造环节，其余3元属物流、仓储等供应链环节。对于企业而言，更大的利润空间在供应链上的“软三元”，而不是制造环节的“硬一元”。“软三元”的说法比较形象地描述出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利润空间，而中国企业过去赚取的利润大多数属于“硬一元”，而不是“软三元”。“微笑曲线”描述的是产业升级，“软三元”描述的则是产业转型，无论升级还是转型，对于很多在低端产业链上挣扎的中国制造业而言，都是一种可能的出路。

    随着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国家有关部门开始鼓励创业，对返乡农民工、高校毕业生以及失业人群，各地都出台了一些鼓励创业的扶持政策。应该说，在目前经济低迷时，各种原材料和资金成本都相对较低，加之政策扶持，对于创业者而言是不错的时机，一方面可以解决自身的工作问题，甚至还可以为其他人提供就业机会。至于创业方向，在目前的市场需求下，服务业应该是比制造业更好的选择。

需要怎样的服务业？

    中国和印度被世界公认为最有发展潜力的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的发展模式也经常被拿来比较。中国和印度的共同特点是都融入了全球化浪潮，并且成为全球化时代的赢家。不同处在于，中国主要以制造业参与全球市场，主要向世界提供廉价的“中国制造”；而印度则以服务业参与全球市场，使得很多国际性大公司都将后台服务和软件外包等业务转移至印度。

    如果以就业能力看，印度以服务业参与国际市场，理应为印度人民创造出很多就业机会。但事实并非如此，印度这些年一直在为接近10%的失业率而苦恼，而中国近年来的失业率却为4%。除了统计方法的差异，印度以服务业著称，反而创造不出就业，原因在于印度多为高端服务业，只有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有机会分享，大多数没有受过教育的底层人群和印度的服务业无关。最近几年，印度也开始向中国学习，加强制造业的力量，希望通过制造业来解决更多的就业，塔塔集团就是其中的代表。印度的经验和教训表明，服务业也并非天生就是就业大户，对于中国而言，也不能盲目发展，还需要精心选择。

    如果从中国经济转型的宏观大局看，生产性服务业将是下一步发展的重点。在中国的低端制造业萎缩后，更多企业应该升级或者转型，也就是重点拓展微笑曲线的两端或“软三元”，最终提高中国经济的整体水平。但是需要注意防止犯上印度服务业的弊端，过度发展无就业增长的服务业。

    就业的角度，中国发展服务业不宜好高骛远，非得追求发展所谓的高级服务业，一些初级形态的服务业也同样重要。无论是生产性还是消费性服务业，只要有需求，就应该尽量让其自然生产，因为这将使更多底层人群能够获得就业机会。比如在农村，大量农民返乡之后，也可以围绕农业的产前、产中和产后进行选择性服务。尤其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背景下，农业的专业化分工也将越来越细分，农村各种服务也将随之兴起。在城市，一些初级形态的服务业比如餐饮娱乐、美容美发也是创造就业、增加收入的重要手段，更重要的是培植连锁发展。至于一些高级形态的服务产业，目前大多受到严格的行政管制，需要形成多种形态的投资主体，引入更多的竞争机制，为民营资本的进入创造更多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