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对现在的农业模式有了基本设想后，金山区政府非常支持我的想法，在2006年成立了上海金廊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我任总经理。在我自己租地种植两年后，选择与当地政府合作，因为我发现农业生产的计划经济色彩比较重，很大程度上依靠政府的优惠政策。上海优惠政策大，如果我选择去青海种地，每斤粮食的运费就会高出3毛钱。因为稻谷运输的短驳费用很高，农产品利润又低，折算到成本里受不了。

    所以我目前的模式，是在尽可能利用上海的优势。上海支农资金多，而且上海有100万外籍人士对农产品有更高的消费需求，上海人也认本地的牌子，认为安全。所以我在上海走高端路线有市场。2006年我们推出的“金博士”米卖价为每斤4元，后来我们一路提价，依旧卖得好。从今年开始，每斤米卖到了12.5元。2009年我准备用8000亩地种普通大米，这就好像“奔驰”汽车的效应，奔驰的品牌树立起来了，即使它的低档车也销路极好。我也希望做到这样，树立了品牌再推出中低产品。

    大米直接进超市，远比去农贸市场买卖利润高。小贩们在农贸市场艰难议价，而一旦进入超市，定价权在我们。一些高档超市不需要入场费，我们的产品需要用质量来说话，而政府成立的农业公司有着良好的信誉，做起生意来更顺手。2008年我们公司销售了1000吨稻谷，盈利不错，我从中看到了相当大的商机，所以年底我刚刚辞职，准备2009年个人再创业。一旦我个人创业，就非常需要政府在其中的服务作用。比如我大规模地购买肥料农药，如果有政府做担保，肥料农药公司是愿意让我赊账的。现在我正在与上海的麦德龙等大超市谈判，除了供应大米，我还准备做土豆生意。超市卖土豆的利润非常高，超市一旦认可了我提供的产品，我将长年为他们供货。这时我最需要资金的周转，如果有政府对农业大户做担保，我们可以顺利地周转。我已经与青海某生产土豆的县达成初步意向，由他们当地政府组织农民为我供货，政府来监督产品质量。

    如果政府加强服务性，是可以很快为农民增收的。我喜欢以日本为例类比中国东部沿海地区，都是人多地少，农业以个体经营为主的情况。本来他们也遇到和我们一样的问题，形不成规模，农产品要经过小贩层层盘剥才能进市场。可是，农民自发组织了“农协”(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的乡政府，只是没有行政权力)，由“农协”出面购买各城市的市场摊位，并且组织质量监督。由于“农协”是非赢利组织，主要向农民提供服务，农民的农产品就能绕过小贩直接进入市场。由“农协”出面，消费者也更放心。

2009中国服务业正等待崛起

　在投资拉动模式下，资源集中向重化工业倾斜，必然挤占服务业的发展空间。因为政策向投资拉动倾斜，服务业无法形成规模，便处于经济规模的边缘。一个很小现象就可以说明这种资源的倾斜——工业用的水电价格都比服务业便宜。

主笔◎谢九

为什么需要服务业？

    按照人类经济活动的轨迹，人们在解决了基本温饱之后，农业种植日渐纯熟，随着生产技术提高，农业社会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与此同时，简单的衣食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这使农业社会开始向工业社会过渡，一方面解决过剩的劳动人口，一方面提供更丰富的物质供人们享用。

    工业文明高度成熟后，同样也会产生大量过剩劳动力，与此同时，人们已不再满足于有形的产品，而是需要更多无形的服务。一个普通家庭就算拥有3辆汽车，能够消费的有形产品也终究有限，但对于服务的需求却近乎无限。于是，服务业也就顺理成章发展壮大，大量劳动力开始向服务业转移。

    从一些发达国家的轨迹看，100多年甚至更短时间内，服务业从最初的零星规模发展到今天，最终占据了国民经济70%左右的比重，成为绝对的支柱产业。1820年，英国有30%的就业人口从事服务业，美国为15%。1890年，英国有41%就业人口从事服务业，美国为38%。进入20世纪，英美等国家的服务业开始超越工业，而到现在，美国和英国的服务业人口都超过70%。我国目前则为32%，和100多年前的英美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