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校门，除了沟对面的一家农户，这个学校被完全孤立到了大山深处。2003年的夏天，到达陶家沟一周后，常钰香回到兰州的家里，哭着不愿意再回去。

　　“这里安静得害怕。”全校只有一台电视，并且仅能收到《甘肃文化频道》一个台，更没有网络。“我们接收外界信息都是靠听广播。我不会聊Q，被一起长大的同学笑坏了。”

　　“晚上批作业、备完课就到9点多了，然后看看书，和同宿舍的聊聊天，听听广播，就到睡觉的时候。”

　　全校21位教师，20位住校。因为4间宿舍给了住校的学生，20名老师只能挤在6间宿舍里。“轮流打扫卫生、生炉子……我们的生活和学生时代几乎是完全一样的。”

　　“这半学期的变化都让我们这些老师感觉不适应了。”常钰香笑着说。今年，山顶上建了一座手机信号塔，他们的手机终于不再只是一个“玩具”。柏油路也铺过了学校门前，光滑的路面让老师和学生都很兴奋，他们将运动会开到了公路上。曲曲折折的路上，起点一端老师一边开着手机一边发令，终点一端的老师则通过手机听发令枪响并且按下秒表。而剩下的老师就在公路的两端堵住来往的车辆。

　　“我们还有福利呢？”说到福利，所有在场的老师们都笑了起来。学校种了两块地，全部种上了土豆，每年每一间宿舍和办公室都能分到2袋子，今年，一块地上建起了教室，于是他们每间的福利也只剩下了1袋土豆。土豆丰收后，休息的老师还有一项工作就是在炉子里烤土豆。“下课了，每位老师能分到半个！”

　　“19岁到25岁，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6年，就在这里度过了。”这6年中，常钰香拒绝家里人到学校去看她。“怕家里人看到了心酸。”

　　2008年12月13日，常钰香在她的二姨家里度过，她的二姨家位于兰州市最繁华的张掖路步行街旁。每次行走在这条街上，她都会感慨：“距离本来不远，而差距为什么会这么大！”这位25岁的姑娘很喜欢逛街，在张掖路步行街疯逛了一整天之后，第二天，她又去了兰州市的另外一个闹市中心西站去“买点东西”。她一个月2000元的工资，在山上还花不掉100元。

　　“逛街只是一时的开心，最让我自豪的还是学生们喜欢我。”她不断地想通过学生来证明自己。去年她的一名学生在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中得了甘肃赛区的第三名。2008年12月14日，她的另一位学生禄海棠也顺利进入了决赛，常钰香亲自带着学生到兰州市区参加考试。“只有学生才能让我骄傲！”她喜滋滋地说。原本教语文的她因为学校缺少英语老师而改教英语。“边自学边教学生。”

　　在学校，耿雪冬老师和史校长是夫妻，其他已婚老师的家属都在山下。耿雪冬和史校长是2000年毕业来校任教的，2006年他们结为了夫妻。

　　常钰香说她学不了耿雪冬老师。“现在的青年老师中没有合适的。”常钰香认为自己已经年龄够大了，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在这两年中，经过别人介绍，她接触了十五六位男士。“人家一听我一周只能回家一次，就不再和我接触了。”

　　常钰香有自己的梦想：考上北大的研究生，到北大的图书馆去遨游书海。为此，她还在继续努力着。

　　人满为患的乡村学校

　　城里长大的学生艰难地适应着农村生活，但毕竟过着稳定的生活。2008年这场经济危机的到来，似乎与乡村生活的关联并不那么直接，但师范生张莉却明显地感到压力重重。

　　“从乡下来的，又要回到乡下？”作为西北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的研究生，张莉不愿意接受这一现实。为了离开偏僻的乡村，她已经努力了近20年。即使在繁华的广州找不到归属感，她还是宁愿继续忍受煎熬。虽然已经毕业两年，一向乐观的她已经开始感叹物是人非。“人不顺利了就被别人看不起，现在我已经和朋友很少联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