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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博物馆”折射农民工生存状态30年变迁


  新华网北京11月11日电 一个打工者穿着沾有干油漆的衣服挤上公交车,旁边的人自动闪让,司机让这位打工者下车。目睹这一幕的工友对孙恒说:“遇到这种情况,我宁愿打车也不愿受这样的侮辱,虽然我一个月就挣几百块钱。”

  这是孙恒见闻的打工者的遭遇之一。孙恒说:“歧视是由于隔阂造成的,只是因为不了解,所以会歧视、误解。”

  为记录打工者的历史、更好地促进沟通,孙恒和工友们在北京建立了打工博物馆。博物馆位于机场附近的朝阳区金盏乡皮村,距市区40公里。项目得到香港乐施会的资助,于今年五一劳动节正式开放。

  皮村共有6000多人,其中5000多人是打工者。平时来博物馆参观的人并不多,孙恒把它当作工友们的文化活动中心。他说建立打工博物馆的目的有两个:“让打工者自己记录自己的历史;提升社会对劳动价值的认可:劳动最光荣。”

  入口处悬挂一幅横联:“尊重劳动,尊重劳动的价值,这是一个民族最基本的道德。”展厅由5个小房间组成,共300多平方米,里面收藏着形形色色的暂住证、罚款单、押金条、白条、人力三轮车、电锯、烤羊肉串架子、摊煎饼摊子等近700件展品。

  孙恒觉得最重要的展品是暂住证。“暂住证最能引发打工者的共鸣。2003年,孙志刚事件后,收容制度被取消,对打工者来说意义重大……以前走在路上总觉得不安全,警察、联防队员随时都能来查你暂住证,没带就罚款,没有就遣送回老家……”参与博物馆创建的王德志说,他最早在北京办一个暂住证花了180元,现在只需要5元。

  墙上一张被称为“我们的历史”的图表记录了打工者30年来的变迁:1978年至1988年,外出打工者数量呈一条平缓的线,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的实施让农村出现大量富余劳动力,为后期“打工热潮”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两个年份被着重标出:2003年和2008年。

  2003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为农民工讨薪;孙志刚事件后,收容制度被取消。

  2008年,中国首次产生3位打工者全国人大代表,代表2.1亿打工群体进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新劳动合同法实施,有利于维护打工者的权益。

  对打工者的称呼也不断发生着变化:从“盲流”到“农民工”,到新出现的“新市民”、“新工人”等。

  孙恒和工友们以前坐在一起最常说的是“讨薪”,他认为现在欠薪问题仍然严重,但矛盾不那么突出了,目前他们最愁的是“基本社会保障”,如“孩子到哪里上学”、“看病养老”……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王春光说:“打工群体有独特的经历,打工者能用具体的实物、照片、文字等展示他们的历史,是难能可贵的尝试。”(战艳 刘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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