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城镇化的道路尚未真正开通。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城镇化的进程明显加快。从1978年到2005年，我国城镇化率从17.9%提高到了43%，27年间提高了25.1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93个百分点。其中1979年到1990年的12年，共提高8.5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71个百分点；1991年到2000年的10年，共提高9.8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98个百分点；而2001年到2005年的5年间，共提高了6.8个百分点，年均提高了1.36个百分点。但在城镇化率快速提高的背后，农民进城容易定居难的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综合各方面的分析判断，目前约有1.4亿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属离开户籍所在地半年以上在外地务工经商，其中相当部分已进入城市，但由于各种体制性的障碍，这些农民虽然进了城，但却难于在城里定居。由于存在就业、住房、社保等各方面的现实困难，流动进城的农民很难转变身份真正成为市民、融入城市。拥有数以亿计的这种实现了就业转移、但却难以实现居住转移的“准城镇化”人口，无论是对于城镇还是农村，它给社会所带来的沉重压力都绝不可低估。

　　面对农业农村发展所面临的种种挑战，面对农村经济社会所发生的急剧而深刻的变化，2006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尽管实现了连续三年粮食增产、农民增收，但仍必须增强危机感，坚持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战略思想丝毫不能动摇，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重要任务丝毫不能放松，支农惠农的政策力度丝毫不能减弱，扎实推进村建设的各项任务丝毫不能松懈。

　　记者：今后一个时期，如何从宏观上把握村建设？

　　陈锡文：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步伐明显加快，促使农村经济社会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农村劳力成规模地向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流动，引起了人口分布、农民就业和收入结构等方面的快速变化，部分地区乡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农业兼业化的趋向已现端倪。这是一个极为关键的发展阶段，必须深刻认识我国的基本国情，准确把握农村经济社会变动的脉搏，正确判断农业农村在现代化全局中的定位，真切理解农民在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愿望，才能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规划、改革方略和政策举措适应农村乃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需要。无论是农业农村的发展还是对整个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而言，关键都在于必须处理好城乡关系。而目前推进的城镇化，实际上走的是依靠发展大城市、依靠发展沿海产业带的道路，这基本上也是类似美国、日本等国家所走过的发展道路。但问题在于我国的人口比美国多10亿，是日本的10倍。因此，我国必须走出一条独特的现代化道路。我国的国情决定了，随着城镇化推进，农村人口会逐步减少，但留在农村的人口总量依然巨大。据测算，2010年我国人口将达到13.66亿，城镇化率达到47%；2020年人口将达14.49亿,城镇化率55%；到2030年前后，我国总人口达到15亿左右，城镇化率约60%。依此推算，到2010年我国乡村人口为7.24亿，2020年乡村人口为6.52亿，2030年乡村人口仍将在6亿左右。这就决定了我国的农业和农村问题，难以单纯靠城镇化这一条路来解决，因此，在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必须并行不悖推进村建设。同时，我国的城镇化，必须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道路。否则，靠若干大都市、靠沿海发达地区，无论是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还是社会管理，都不足以吸纳庞大的农村人口。这就必须调整经济布局，引导资源配置适当“向下”、“向内”转移，形成更为多极化的经济增长中心，尤其是要发展县域经济，这样才能使城镇化成为既是最大限度地吸纳农村人口的过程，又是直接辐射和带动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农民富裕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