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刚过去的2006年，是按照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的部署在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村建设的第一年。在过去的一年里，农业农村有怎样的发展态势？

　　陈锡文：2006年的农业农村形势承接了前几年的好势头，继续保持着向好发展的态势。在自然灾害频发、上年基数较高、政策效应趋稳、贸易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仍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第一，粮食生产稳定发展。2004年全国粮食总产9389亿斤、比上年增产776亿斤，为历史上一年增产数量之最；2005年全国粮食总产9680亿斤，又比上年增产291亿斤。而2006年的粮食生产，在自然灾害严重的情况下，总产量达到9949亿斤，增产269亿斤，实现了粮食生产连续三年稳定增长的目标。

　　第二，农民收入继续保持较快增长。2004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936元，比上年增加314元，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6.8%；2005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255元，又比上年增加319元，实际增长幅度为6.2%。2006年全国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又增加了332元，实际增长7.4%。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三年实现了持续、较快增长的目标。

　　第三，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成为新的亮点。2006年开始实施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西部及部分中部地区的4880万名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除了学杂费，平均每名小学生减负140元、初中生减负180元。其中，家庭经济困难的3530万名学生获得免费提供的教科书，680万名寄宿生获得生活费补助。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试点继续推进，到2006年9月底，已有1433个县(市、区)开展试点，比上年增加755个，已占全国县(市、区)总数的50.1%,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达4.06亿人，占试点地区农民总数的80.5%。到2006年底，全国已有2133个县(市、区)从当地实际出发建立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已有1509.1万人纳入农村低保体系，484.5万人享有“五保”供养，729.2万人纳入农村特困户定期定量救济。

　　第四，扶贫开发工作取得新进展。到2006年底，农村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为2148万人，低收入贫困人口为3550万人，分别比上年减少217万人和517万人。

　　第五，农村改革继续深化。以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体制、县乡财政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试点继续推进，在精简乡镇机构和人员、化解乡村债务、建立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对产粮大县和财政困难县乡进行奖励补助政策等方面取得新经验。

　　第六，在保障农民工权益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2006年国务院制定了保障农民工权益的5号文件，成立了由30多个部门参与的保障农民工权益联席会议制度，各地也加大了工作力度。农民工在用工合同、工资标准、改善劳动环境以及在解决子女上学、工伤和医疗保险等方面的权益保障都取得了一定的新进展。按有关部门固定观察点的数据推测，2006年农民工的人均月工资为958元，比上年增长12.1%。到2006年底，全国参加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农民工分别为2538万和2367万人，分别比上年增加了102.7%和384.5%。

　　第七，农村社会保持稳定。农民群众总体上心情比较舒畅，农村党群、干群关系进一步好转，群体性事件、恶性案件继续减少，农村社会总体稳定。

　　2006年是自1999年以来的8年中自然灾害最严重的一年，农作物受灾面积达7.6亿多亩，其中绝收面积1.3亿多亩。在这样的背景下，农业农村有这样的好形势实属不易。可以说，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在解决“三农”问题的理论上不断创新，引导全党全社会对“三农”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对解决“三农”问题的改革措施和政策力度不断加大，形成了越来越有利于农业农村发展的政策环境和社会氛围，使最近这几年成为人们所公认的我国历史上农业农村发展最好、农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之一。

　　记者：当前农业农村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陈锡文：社会主义村建设本身并不是新的概念，但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总体上开始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阶段后，再次提出这个概念，显然就使它具有了崭新的时代特征。按这个新特征的要求来衡量，刚起步的村建设尽管已取得喜人进展，但整个“三农”问题的解决依然还面临着相当的压力和严峻的挑战。

　　我国人多地少，人均农业自然资源稀缺，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形成的城乡、工农关系尚有诸多深层次的矛盾还未解决，耕地和淡水资源日渐紧缺，农业基础设施脆弱，物质技术装备落后，农民扩大就业的门路不多、增收困难，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失衡、差距继续拉大等基本状况均尚未改变，农业仍然是国民经济中最薄弱的环节。因此，农业农村今后的发展仍将面临诸多压力和严峻挑战。这主要反映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农业生产条件日渐严峻。当前和今后一个阶段，将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的时期，这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要求，但对农业的发展也构成了新的挑战。首先是耕地面积急剧减少。1996年，我国耕地总面积为19.51亿亩，到2005年底，已减少为18.31亿亩，9年间耕地减少1.2亿亩。而我国工业化任务尚未完成、城镇化进程尚未过半，尽管将坚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但耕地继续减少的趋势仍难以从根本上得到遏制，每年仅建设用地就至少需要400万亩。其次是淡水资源的短缺。2005年我国人均淡水总资源不足2200立方米，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27%，且我国淡水资源的时空分布极不均衡，北方地区总体上严重缺水。但沿海地区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明显快于全国，一方面是集聚的投资多、吸引的外来就业人口多，另一方面则是减少的耕地多、粮食的生产能力下降多。以2005年与1998年相比，东南沿海10省市的粮食总产量已减少614亿斤，即减少了17.6%；其在全国粮食总产量中的比重也由34.02%降至29.67%，即下降了4.35个百分点。我国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南粮北运”格局已被“北粮南运”所替代。但问题在于，将高耗水的粮食增产交由缺水严重的北方地区来承担，其可持续性究竟如何，值得引起人们的深思。再次是近年来农田水利设施老化失修严重。至2005年底，我国耕地有效灌溉面积为8.25亿亩，占耕地总面积的45.06%，一半以上的耕地仍是靠天吃饭。在已建成的8.5万座水库中，病险水库占36%；即便是在13个粮食主产省的大中型灌区，其支渠、斗渠和农渠中的土渠还分别占80%、85%和94.6%，致使农业灌溉用水损失浪费严重，农业生产成本居高不下。

　　第二，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仍呈继续扩大之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都在快速增长。但从总体趋势看，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仍在继续扩大。1978年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为133.6元，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3.4元，两者收入的差距比为1：2.57。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农业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城乡收入差距曾一度明显缩小，1985年城乡居民的收入分别为739元和398元，差距之比降到了1：1.86；但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的结构尚未打破，农民增收缺乏长效机制，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又继续拉大。2002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首次突破1：3，达到1：3.11；此后3年，尽管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力度不断加大，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始终未能缩小，2003、2004、2005这3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比，分别为1：3.23、1：3.21和1：3.22。200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587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759元，两者的差距又扩大为1：3.28。我国是人口大国，农村人口至今仍占大多数，这一国情固然决定了消除城乡差距的长期性，但在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仍呈继续扩大之势，这显然是需要引起各方面高度关注的一大经济社会问题。

　　第三，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仍明显滞后。近年来，在中央一系列强有力政策措施的促进下，农村的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但由于以往的欠帐太多，农村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农村中小学教育质量低、农民缺医少药等问题仍比较突出。目前，农村还有近万个乡镇、30万个行政村未通水泥或沥青路，其中70个乡镇、近4万个行政村不通公路；约2.8亿农民的饮水不安全，2000万左右农村人口用不上电，约1.5亿农户亟需解决烧饭、取暖的燃料问题。2005年，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仅7.7年，5.04亿农村劳动力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13.68%，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34.10%，不识字及识字很少的还占6.87%。2005年，我国平均每千人有病床2.34张，但主要集中在城市。城市每千人有病床3.67张，农村只有0.76张；城市每张病床平均拥有8.8万元的医疗设备，农村仅有1.1万元。城乡文化事业方面的差距则更为明显。

　　第四，城镇化的道路尚未真正开通。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城镇化的进程明显加快。从1978年到2005年，我国城镇化率从17.9%提高到了43%，27年间提高了25.1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93个百分点。其中1979年到1990年的12年，共提高8.5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71个百分点；1991年到2000年的10年，共提高9.8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98个百分点；而2001年到2005年的5年间，共提高了6.8个百分点，年均提高了1.36个百分点。但在城镇化率快速提高的背后，农民进城容易定居难的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综合各方面的分析判断，目前约有1.4亿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属离开户籍所在地半年以上在外地务工经商，其中相当部分已进入城市，但由于各种体制性的障碍，这些农民虽然进了城，但却难于在城里定居。由于存在就业、住房、社保等各方面的现实困难，流动进城的农民很难转变身份真正成为市民、融入城市。拥有数以亿计的这种实现了就业转移、但却难以实现居住转移的“准城镇化”人口，无论是对于城镇还是农村，它给社会所带来的沉重压力都绝不可低估。

　　面对农业农村发展所面临的种种挑战，面对农村经济社会所发生的急剧而深刻的变化，2006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尽管实现了连续三年粮食增产、农民增收，但仍必须增强危机感，坚持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战略思想丝毫不能动摇，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重要任务丝毫不能放松，支农惠农的政策力度丝毫不能减弱，扎实推进村建设的各项任务丝毫不能松懈。

　　记者：今后一个时期，如何从宏观上把握村建设？

　　陈锡文：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步伐明显加快，促使农村经济社会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农村劳力成规模地向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流动，引起了人口分布、农民就业和收入结构等方面的快速变化，部分地区乡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农业兼业化的趋向已现端倪。这是一个极为关键的发展阶段，必须深刻认识我国的基本国情，准确把握农村经济社会变动的脉搏，正确判断农业农村在现代化全局中的定位，真切理解农民在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愿望，才能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规划、改革方略和政策举措适应农村乃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需要。无论是农业农村的发展还是对整个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而言，关键都在于必须处理好城乡关系。而目前推进的城镇化，实际上走的是依靠发展大城市、依靠发展沿海产业带的道路，这基本上也是类似美国、日本等国家所走过的发展道路。但问题在于我国的人口比美国多10亿，是日本的10倍。因此，我国必须走出一条独特的现代化道路。我国的国情决定了，随着城镇化推进，农村人口会逐步减少，但留在农村的人口总量依然巨大。据测算，2010年我国人口将达到13.66亿，城镇化率达到47%；2020年人口将达14.49亿,城镇化率55%；到2030年前后，我国总人口达到15亿左右，城镇化率约60%。依此推算，到2010年我国乡村人口为7.24亿，2020年乡村人口为6.52亿，2030年乡村人口仍将在6亿左右。这就决定了我国的农业和农村问题，难以单纯靠城镇化这一条路来解决，因此，在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必须并行不悖推进村建设。同时，我国的城镇化，必须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道路。否则，靠若干大都市、靠沿海发达地区，无论是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还是社会管理，都不足以吸纳庞大的农村人口。这就必须调整经济布局，引导资源配置适当“向下”、“向内”转移，形成更为多极化的经济增长中心，尤其是要发展县域经济，这样才能使城镇化成为既是最大限度地吸纳农村人口的过程，又是直接辐射和带动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农民富裕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