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农业社会内在生成动力机制是农业劳动力的集聚与扩散,它们的互相推进与制约,共同生成了村落与城市的中心外围结构。村落与城市的作为集聚体,具体相似的功能,村落具有长老教化统治、防御入侵以及交换交流的功能,传统农业社会城镇的功能只是村落的放大版本。传统中国社会的剩余劳动往往被剥离出再生产系统,土地集聚与农民失地互相作用所表现的“正反馈机制”成为王朝兴盛瓦解的内在规律。只有到了新的生产方式资本主导世界的时候,积累土地的逻辑才慢慢被积累资本所替代,这种循环才被打破。

1、村落、卫城-农田的中心与外围结构

农业社会的人们,“按照传统的方式,单纯用体力进行劳动,人们对世界熟悉是以季节、土壤性质和水量这些因素的依靠为条件。生活节奏是由这些偶尔事件所形成的”,这个社会的人们,对于自然资源的依靠很大。其中,在这个农业文明的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土地,土地是分散分布的,不同的土地所处的区位和资源禀赋,对于生产影响是不一样的,假设土地资源分布均衡的,我们要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即使是土地资源分布是均衡的,人们也要集聚形成村落。导致人口在空间上简单集聚,有以下三个好处:第一,形成村落这一集聚体,有利于节约土地的资源,共享村落的公共设施,即村落的集聚相对于分散居住可以利用外部性;第二,有利于村落成员之间的日常交流,知识和经验技术的传播,产品互换,即村落的集聚有利于知识、技术创造和外溢,有利于促进分工从而促进了交换;第三,有利于保卫村落成员的安全与劳动成果,村民集聚在村落,可以构筑防御工事,共同对付来犯之敌人。人口集聚在村落里,要比分散在四周的土地上更为经济。这种现象在非洲动物世界也得到类似的验证,非洲大草原的动物,很多都是集群出现的,而生活在地理差异比较大的动物,独居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人类文明能够演化的重要条件是能够保持人口再生产和物质、文化再生产。怎样才能保持再生产甚至是扩大再生产?其基本逻辑是,一个村落的每一个成员都要尽力追求最大限度地生产出剩余劳动,并且最大限度地将剩余劳动转化成为再生产的资料,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还要通过兼并与联合等形式以最快的速度将剩余劳动转化成为再生产资料。在这种逻辑的支配下,假如没有碰到外界的阻力,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村落人口不断扩大,村落可支配土地和劳动工具也呈扩张状态,保卫村落成员安全和剩余劳动成果的能力也逐渐扩大,村落集聚能力不断增强,但是,随着人口的增加,村落所支配的土地可能并不能养活这么多的人口,于是,村落的扩散力就可能发挥作用,新的村落环绕着老村落一个一个生成。集聚力产生自我抑制作用,用货币表现是地租上升,而地租上升具有抑制需求和挤出效应。人口需要外移,这种外移程度是与交通运输条件存在密切关联。老村落逐渐变成了中心,形成了一个村落中心外围层级的分布格局,这也是城形成的自然和理想状态,然而这只是其中一种模式,还有可能旧有村落因为各种自然和其他部落的挑战衰落下去,建立新的聚落中心。

村庄在哪里集聚,也就是村庄生成路径问题,与选址的原则密切相关。村庄主要的生成路径有以下几条:优质资源、水源、特殊能力、教会、计划等。这主要是因为在农业文明时代,一方面土地资源分布并不是均质的,比如有利的水源、矿藏等资料并不均匀;另一方面,人们在生产过程中逐渐从自然分工为主导变成了以社会分工为主导,村落集聚状态可能会加速进行。就村落选址而言,由于水源是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必需品,所以,一般情况下,村落选址选择靠近河流、湖泊之地。例如,中华文明又被成为大河文明,大河的分布并不均匀,人们往往集聚在大河两边进行垦殖,大河给人们带来了肥沃的自然力,但是,也给人们带来水灾,为了对付灾难,就需要协作起来,传统社会协作方式有两种:一是家庭伦理关系进行协作,二是上下指示体系进行协作,这种大规模的社会性协作加速了村落集聚。大禹治水就不仅仅是一个村落甚至一个部落的事情,而是需要许多部落的联合。随着剩余劳动的增多,抢占别人的剩余劳动就有利可图,部族征伐,村落集聚速度更快,甚至形成更高级别的卫城、城邑。其基本逻辑是:较大村落慢慢吞并较小的村落,或者让较小的村落臣服于他们,某一较大村落就变成了城,这个城就有可能不再进行生产,而是专门索取其他村落的剩余劳动,并建筑城墙将这些剩余劳动保卫起来,这个城于是具有两方面最主要的职能:一是统治功能,一是防卫职能,当然城镇的出现,也适应了人类剩余产品交换的发展要求,为交换提供市场平台。大量村落在其周边分散分布,成为卫城的卫星分布。城逐渐分出了层级,城的分布就有了等差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