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农业社会内在生成动力机制是农业劳动力的集聚与扩散,它们的互相推进与制约,共同生成了村落与城市的中心外围结构。村落与城市的作为集聚体,具体相似的功能,村落具有长老教化统治、防御入侵以及交换交流的功能,传统农业社会城镇的功能只是村落的放大版本。传统中国社会的剩余劳动往往被剥离出再生产系统,土地集聚与农民失地互相作用所表现的“正反馈机制”成为王朝兴盛瓦解的内在规律。只有到了新的生产方式资本主导世界的时候,积累土地的逻辑才慢慢被积累资本所替代,这种循环才被打破。

1、村落、卫城-农田的中心与外围结构

农业社会的人们,“按照传统的方式,单纯用体力进行劳动,人们对世界熟悉是以季节、土壤性质和水量这些因素的依靠为条件。生活节奏是由这些偶尔事件所形成的”,这个社会的人们,对于自然资源的依靠很大。其中,在这个农业文明的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土地,土地是分散分布的,不同的土地所处的区位和资源禀赋,对于生产影响是不一样的,假设土地资源分布均衡的,我们要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即使是土地资源分布是均衡的,人们也要集聚形成村落。导致人口在空间上简单集聚,有以下三个好处:第一,形成村落这一集聚体,有利于节约土地的资源,共享村落的公共设施,即村落的集聚相对于分散居住可以利用外部性;第二,有利于村落成员之间的日常交流,知识和经验技术的传播,产品互换,即村落的集聚有利于知识、技术创造和外溢,有利于促进分工从而促进了交换;第三,有利于保卫村落成员的安全与劳动成果,村民集聚在村落,可以构筑防御工事,共同对付来犯之敌人。人口集聚在村落里,要比分散在四周的土地上更为经济。这种现象在非洲动物世界也得到类似的验证,非洲大草原的动物,很多都是集群出现的,而生活在地理差异比较大的动物,独居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人类文明能够演化的重要条件是能够保持人口再生产和物质、文化再生产。怎样才能保持再生产甚至是扩大再生产?其基本逻辑是,一个村落的每一个成员都要尽力追求最大限度地生产出剩余劳动,并且最大限度地将剩余劳动转化成为再生产的资料,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还要通过兼并与联合等形式以最快的速度将剩余劳动转化成为再生产资料。在这种逻辑的支配下,假如没有碰到外界的阻力,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村落人口不断扩大,村落可支配土地和劳动工具也呈扩张状态,保卫村落成员安全和剩余劳动成果的能力也逐渐扩大,村落集聚能力不断增强,但是,随着人口的增加,村落所支配的土地可能并不能养活这么多的人口,于是,村落的扩散力就可能发挥作用,新的村落环绕着老村落一个一个生成。集聚力产生自我抑制作用,用货币表现是地租上升,而地租上升具有抑制需求和挤出效应。人口需要外移,这种外移程度是与交通运输条件存在密切关联。老村落逐渐变成了中心,形成了一个村落中心外围层级的分布格局,这也是城形成的自然和理想状态,然而这只是其中一种模式,还有可能旧有村落因为各种自然和其他部落的挑战衰落下去,建立新的聚落中心。

村庄在哪里集聚,也就是村庄生成路径问题,与选址的原则密切相关。村庄主要的生成路径有以下几条:优质资源、水源、特殊能力、教会、计划等。这主要是因为在农业文明时代,一方面土地资源分布并不是均质的,比如有利的水源、矿藏等资料并不均匀;另一方面,人们在生产过程中逐渐从自然分工为主导变成了以社会分工为主导,村落集聚状态可能会加速进行。就村落选址而言,由于水源是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必需品,所以,一般情况下,村落选址选择靠近河流、湖泊之地。例如,中华文明又被成为大河文明,大河的分布并不均匀,人们往往集聚在大河两边进行垦殖,大河给人们带来了肥沃的自然力,但是,也给人们带来水灾,为了对付灾难,就需要协作起来,传统社会协作方式有两种:一是家庭伦理关系进行协作,二是上下指示体系进行协作,这种大规模的社会性协作加速了村落集聚。大禹治水就不仅仅是一个村落甚至一个部落的事情,而是需要许多部落的联合。随着剩余劳动的增多,抢占别人的剩余劳动就有利可图,部族征伐,村落集聚速度更快,甚至形成更高级别的卫城、城邑。其基本逻辑是:较大村落慢慢吞并较小的村落,或者让较小的村落臣服于他们,某一较大村落就变成了城,这个城就有可能不再进行生产,而是专门索取其他村落的剩余劳动,并建筑城墙将这些剩余劳动保卫起来,这个城于是具有两方面最主要的职能:一是统治功能,一是防卫职能,当然城镇的出现,也适应了人类剩余产品交换的发展要求,为交换提供市场平台。大量村落在其周边分散分布,成为卫城的卫星分布。城逐渐分出了层级,城的分布就有了等差格局。

由此可见,农业文明集聚力与扩散力主要体现于利用土地方面,一些人通过掠夺、兼并和其他方式把握了土地生产资料,就可能将劳动力集聚在土地上进行生产,或者将它们作为依附的者集聚在土地所有者的四周,形成庄园。这样,大量的庄园环绕着农田,城市被农村包围,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农村支配着城市。农业时代城市形成有着各自各样的路径,这里主要从自发的集聚力到人为的集聚力这样一种典型形态,解释了农业文明的卫城村落农田模式分布。

从空间经济集聚力与扩散力所作出的假设与推理,部分地得到了历史经验的验证。就欧洲史前而言,“大部分时期以及大部分地区,多数居民都住在独立的农庄或一些核心家庭或大家庭为重新的小村落里”。这些史前欧洲人的“农庄和村落的居所内通常修有适于种植食物的菜园,居所外开垦有田地,更远处的则是牧场。一些市镇和山堡内也有田地,然而,在一些核心聚落,房屋多被边墙围拢,所有的田地都置于聚落外”。屠能环的理论,从更加微观层次来说,更加符合欧洲中世纪的庄园。这些典型的庄园就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且这个体系就像是一张复杂的蛛网。“典型的中世纪的(有计划的)村庄形式是一种辐射式的村落(在易北河-萨勒河地区),庄园环状地坐落在一个空阔的地方,位于路边的村庄(沿着大道),以广场为中心的村庄(位于道路的岔口,有水塘或者是一个广场),或者-特殊是在德国东部的殖民地区-位于森林旁边的农庄,耕地从农庄一直延伸到腹地。环状的村庄(如同一个环形)有园圃、耕地、没有开垦的耕地、草地、开垦了的树林和原始森林”。当然,屠能环是在均质平原上的典型分布,很多村落的分布还跟地理环境密切相关,比如,会沿着河道分布。

村落选址原则主要有两条:其一水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村落往往选择在取水方便之处,其二考虑到防御,如轻易挖沟筑渠和建筑防御工事的地方。这是因为农业以土地为根基,在一定条件下,有利于人类生产的土地是有限的,而且其矿场和位置又是异质性的,所以,村落在选址的时候,要遵循这些基本原则,以便达到最大限度地生产,同时最安全地保持种族以及成员发展。随着人口的发展,以及分工与交换扩大,这些村落就有可能发展为城镇或城邑。城镇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晚期开始出现于欧洲的大部分地区,一些城镇的规模在先前聚落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扩大,但大多另择宝地重新修建。城邑多是部落行政和政治中心,同时也扮演着重要的经济和宗教角色,在规模上往往要比先前的聚落大许多。

历史上早期文明发源地,往往是靠近大江大河,例如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是黄河、长江,巴比伦依靠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埃及的文明发源于尼罗河,等等。随着村落、部落的兼并,奴隶制王国纷纷建立,随后还发展成为专制型的大帝国,西方的中世纪漫长的岁月中,等级森严,农村支配着城市,中国专制政体长达两三千年,直到最后一个专制王朝清帝国覆灭,才揭开了专制政体瓦解的序幕,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中,城市虽然统治着乡村,但是,城市就像寄生虫一样,寄生在广大农村的肉体上,城市不过是村落的放大版。

当然,城市的出现具有重要历史意义,“正如法国神学家雅克·埃吕尔(JacquesEllul)曾经注重到的,城市也代表着人类不再依靠自然界的恩赐,而是另起炉灶,试图建构一个新的、可操控的秩序”,“该隐创造了一个世界,他用自己的这座城市来代替上帝的伊甸园”。就古希腊的典型城邦而言,是“一个众多小城邦组成的群岛之邦,这些小国以城市中心和周边的福地为核心”。然而,就欧洲中世纪而言,“首先是一个乡村的世界。5-6世纪,这个世界走向了衰败……罗马帝国时代的道路年久失修,最终彻底毁坏,无法连接各个城市。在罗马帝国的边境地带,城市生活完全消失了,罗马世界中那些历史悠久的中心城市也倒退为人口稀少的小镇”。中世纪农业复兴造成了“城市再度萎缩,农村成了中心。据估计,在中世纪早期,有超过9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城市也是农业居民的城市”。

根据亨利·皮朗的描述,当代很多大城市其实来自于中世纪,这些中世纪的城市,充当了商人集聚地的两个功能:防御及交易。9世纪的时候,由于穆斯林控制了地中海区域,东西贸易受到了阻碍,城市再次退化。10世纪的十字军东征,欧洲逐渐恢复了对海洋的控制权,最开始,流动商贩满足城堡的异质性需求,随后在城堡四周定居下来,城堡由于财政压力,将部分土地卖给了商人,这样,以城堡为中心形成了一些商业城镇,十二世纪,商人逐渐取得了部分自治权。从城市的发展史而言,在农业文明时代,城市服从于乡村,在商业文明出现后,特殊是资本而非土地成为世界的主宰之时,城市对于乡村支配非常明显,按照马克思的话说资本使得乡村屈服于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