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防控特性
　　;&&
　　;&&
　　病害防控的局限性
　　;&&
　　植株的浸染性全部病害及非浸染性部分病害的病部“复原”具有不可逆性。也就是说，任何致病植物被害部位的细胞、组织、器官受损后都不可能经过治疗得以“复原”，最理想的防治效果，只能是抑止病组织扩大、阻隔和防范病情扩散、蔓延。被害部位的细胞、组织、器官可以原位或换位“新生”，而原来的感病细胞、组织、器官已不可原体“再生”。
　　病害防控的前置性
　　;&&
　　在植物病害领域，“预防为主”的内涵实质是治“早”治“少（小）”“治未病”，重在“治未病”。任何植物的任何病害，只有切切实实重视和实施“治未病”，才能真正掌握植物病害防控的主动权。而“治虫”强调的是治“弱”和治“准”，更不是“治未虫”，这是植物保护对策中“治病”与“治虫”的最大区别。
　　病害防控的复杂性
　　;&&
　　浸染性病害“四环节”（寄主、病原、发病条件、浸染途径）高度关联，缺一不可，只有“四环节”全部具备，才能形成和发生植物病害。因此，任何一个环节的缺失或阻隔，病害的“发生”将难以为继，“危害”也将终止。就园林植保而言，过去经常将“发生”与“危害”混为一谈，表述也不够严谨。实则“发生”与“危害”是两个既有内在联系又有所区别的基本概念。“发生”的轨迹是“链式”的，“危害”的轨迹是“阶梯式”；“发生”的状语指向是“范围”，“危害”的状语指向是“程度”;&&“发生”的观感文字表述是“普遍”（广泛）、“局部”、“零星”、“个别”，“危害”的观感文字表述是“严重”、“较重”、“一般”、“轻微”（无论是“发生”或“危害”，各等级的量化表述则必须以不同级别的数据指标为准）。在生态、环境、经济、景观层面，植物病害乃至整个有害生物“发生”不一定必然构成“危害”（损失），但任何层级的“危害”程度必定以“发生”为基础；一旦有害生物或环境“胁迫”的“发生”与“危害”两者都达到极致，那就形成了以“损失”为内涵要素的成“灾”，构成名副其实的“自然灾害”。但必须强调的是园林植物病害防控要以“发生”为调查、监控和预测预报的基础，而不能等到“危害”出现，这也是病害与虫害“科学防控”的区别点之一。
　　非浸染性病害“三要素”（环境、自然、管理，含种植、设计、施工、养护）高度关联，又可各自“发力”，任何一项因素都可成为主导病因。
　　浸染性病害与非浸染性病害恶性互作，绝大多数“非浸染性病害”皆可酿成次生性“浸染性病害”或引发“弱寄生虫害”。反之，已经形成的“浸染性病害”亦可诱导或加剧“非浸染性病害”的发生。
　　病害防控的综合性
　　;&&
　　植物病害防控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防控对策举措的“综合性”水平，要在“套餐”和“组合拳”上下功夫。由于导致植株染病多半是多因素叠加，因此，有效防控植物发病也必须注意相对应的多举措组合。
　　病害防控的时效性
　　;&&
　　植物病害应严格遵循防控“三时”（施药时间、发病时期、浸染时段）的适时性；“四准”（方法要准、药物要准、浓度要准、剂量要准）的针对性；一连续（治病“疗程”的连续性）。这是有效控制植株病害发生、危害、扩散和蔓延的关键，也是植物病害防控最具技术含量的举措要点。
　　与一切生物病害防治一样，植物病害防治也要防止“过度”治疗。当前，在园林植物病害领域，这种情况不多，远不如园林植物虫害“过度”防治的现象明显。园林植物防控问题主要还是不治、误治、漏治，生产作业中的行为表现是治而不防，有治无防，不治不防，治不适时，治不到位，治不得法。科学防控有效途
　　“
　　径治病先治“虫”
　　;&&
　　如各种病毒病、花叶病、煤污病、松材线虫病等，都是以某些昆虫（如蚜虫、蚧虫、蝽象、粉虱、叶蝉、松褐天牛等）作为植物染病的媒介，这类害虫必先除之，而后方能有效防病治病控病。
　　治病先治“土”
　　;&&
　　如各种枯萎病、根癌病、立枯病、猝倒病、根腐病、疫病、菌核病、根结线虫病、灰霉病等多种植物病害的病原以土为匿身之地，以土为浸染之源。即使是非浸染性病害，也有许多源自植物生境土壤之“胁迫”、“污染”、“缺素”、“贫瘠”，故植物生境的基土必先保持“营养”、“通透”、“无毒”，温度湿度适宜，营养面积（实为容积）充裕，才能有效防病治病控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