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对农药“爱恨交加”。一方面，农民偏好化学农药，在遇突发重大农作物病虫害时，各级政府及农业部门仍首选化学农药。另一方面，由于“毒豇豆”“毒韭菜”“毒生姜”等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不时被曝光，特别是被一些媒体放大炒作，“谈药色变”现象较为普遍。科学界对农药看法分歧较为严重，行内科学家如郭予元院士、蔡道基院士、钱旭红院士、罗云波教授等认为应该科学看待农药，并建议把农药的科普宣传作为战略去实施；个别科技工作者则对农药表现出极端的“深恶痛绝”。

1.3.2  行业概况

在“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的引导下，我国农药生产和使用加快向高效、低毒、低残留的方向发展，烟碱类农药、昆虫生长调节剂以及生物农药得到了较快发展。高毒农药品种从占总产量的70%下降到2%以下，农药产品质量合格率从2004年的65.9%上升到2017年的85.8%，蔬菜产品农药残留抽检合格率从2001年62.5%上升到2017年的97.0%。

我国农药工业发展进入快车道。从2005年开始，我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农药生产和出口国。

为满足对外开放和国内生产实际需要，加快了相关农药标准的制修订进程，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由2008年的不足800项，增加到2017年的5 000项左右；制修订农药质量、药效、环境、毒理等方面的标准1 600多项，为保障农药产品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奠定了坚实基础。与此同时，农药质量、残留等领域专家相继进入国际农药标准（JMPS）和残留联席会议（JMPR），2006年我国成功成为国际食品法典农药残留标准委员会（CCPR）主席国，在国际农药管理舞台上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3.3  重大事件

（1）1999年发布《农药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并历经多次修订，于2001年和2007年先后发布《农药登记资料要求》《农药登记资料规定》。

（2）农业部会同相关部门公告全面禁止甲胺磷、苯线磷等42种高危害（高毒和高风险）农药的销售和使用，对氧乐果、甲拌磷、氟虫腈等23种农药进行了使用限制。

1.4  第四阶段

农药行业进入创新、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2017年6月至未来一段时期），农药法制化管理进一步深入，农药进入新的全生命周期管理，行业整合加速，创新、高质量发展导向明显。

2017年6月，国务院新修订出台了《农药管理条例》，随后农业农村部制定和完善了5个配套规章以及6个规范性文件，初步搭建起农药监管体系的“四梁八柱”，实现了我国农药多部门管理向一个部门统一管理的职能转变。新《条例》把握大势，积极推进体制机制、思路和方式的转变，理顺了农药生产管理体制，界定了各级农业部门职责，实现了农药管理理念重大转变，更加注重创新、绿色和安全，创设了一系列农药管理政策，全面落实“放管服”的精神和要求，向创新要动力，促进农药行业焕发新的生机。

这一阶段目前正在进行之中，何时会进入阶段尾声，我们无从得知。但该阶段面临的“危”与“机”清晰可见。一是环保压力。2017年，可以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环保元年。十九大将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地位。环保从软约束到硬措施，环保风暴将会越吹越紧，排污不达标的企业停产整顿乃至关停成为常态。二是国际国内市场的不确定性。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原材料、人工等成本的不断上涨，企业生存压力不断增大。矛盾和问题对于农药行业发展既是重大挑战，也为企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历史性机遇。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公众的自我安全意识逐渐成熟，对于农药的认知也终将回归理性和客观。

回顾70年发展历程，与中国经济的发展同频共振，中国农药行业经过艰苦拼搏，开拓进取，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走过了波澜壮阔的70年风雨历程，取得了辉煌成就。一是农药产业由弱到强，从追赶到比肩，2005年成为世界第一生产和出口大国。二是农药科技创新取得突破，实现我国农药由仿制为主到自主研发创新的跨越。三是农药对外交流合作取得明显成效，提升了我国农药发展的国际影响力。四是造就了一批艰苦创业、善于经营、具有国际战略眼光的企业家群体，形成了一批具有一定规模、一定创新能力和独特文化的农药企业，这是农药行业持续发展的基本支撑。五是农药法规制度和监管体系基本建立，农药管理队伍由小变大，农药管理机构体系不断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