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地为牢-县级公司千方百计谋求自身生存 

　　玉米种子是一种具有天然性和再生性永续利用的资源。年年制种，岁岁盈利。全国每年需种8-9亿kg，平均每公斤按最低利润4元计算，每年即有30-40亿元的净利润在市场上游戈，每家种子公司都希图从中分得一杯羹。1999年作者在北方地区随机考察了20家县级种子公司，发现有2/3的公司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公司员工偏多，人浮于事。最少的公司25人，多的公司130人，平均50-60人。个别公司多达400人。根据实际工作需要，一般有25-50人足矣。二是职工素质偏低，管理水平差。种子公司中有大专学历的员工仅占5%-10%，加上中专学历的员工亦不到20%。职工素质偏低无疑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三是职工中“一多二老三少”，即女职工多、年岁偏老、内行人少。四是管理乏力，负债经营，资不抵债。因是国营体制，故安于现状，静待改革．五是思想观念滞后。缺乏奋起争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县级种子公司拥有自己的“地盘”，有固定的销售农户，每年都保持稳定的利润。在当前乡镇企业不景气、大批职工转岗的情况下，种子公司经理亦承受多方面难以抗拒的压力。第一个大难题是没有人事管理权。公司的经营活动听命于当地人事安排，成为求职者的首选和跳槽者的理想去处。最难处理的是“子弟兵”，经理稍有不慎，即有免职或调出之虞。调查中发现有一家公司3年竟换了4任经理。一任经理一茬兵，债务年年往上升。第二个大难题是非正常社会干预。经商纳税本是正常的社会行为。但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分辩公平与合理。募捐出一些，赞助多一点，摊派算一份，最经常遇到的征收项目有营业税、工商税、环保费、市容费、卫生费、流通费，私下里还有一些有名无据的支出。经理要花费很多时间去“搞关系”、“通路子”。种子公司尽管盈利，却无权无力增加设备，更谈不上宏伟创业。第三个大难题是处理用户和基地的关系。种子难卖，基地难落，三角债难清，供求伙伴难处。经理一方面要以优质服务赢得用户和基地的信赖，另一方面还要适应社会生存的特点，吃喝游览好招待，千方百计维系购与销的伙伴关系。经理们面对诸多难题和压力，千方百计维护自身臃肿机构的生存和经济利益，不准其它单位在所辖范围内营销种子。县种子公司和管理站“二位一体”，发现侵界种子即行没收或转粮，因而种子纠纷层出不穷。农民被圈在指定的地点购种，在“卖方市场”里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县级种子公司路在何方？在被调查的20家种子公司中，有3家已实行或准备实行股份制企业，并自育品种，打出品牌。有6家经理对种业发展前景有思路、有方案，但最后决策还要由“婆婆”点头。其他经理们对种业形势表示困惑与无奈，在地方干预之下，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官”，跟着感觉“走着瞧”。

　　知识产权难以保护，育种家的苦闷与无奈 

　　在玉米种业竞争和种子之战的夹缝中，感受苦闷与无奈的算是玉米育种家。众所周知，自20世纪初期伊斯特、沙尔和琼斯创造杂交玉米并奠定了制种方案以来，全世界玉米育种家至今均沿用此法，即通过二环系法选出自交系，再以两个自交系组配杂交种。此法并不复杂，从受过高深教育的教授、研究员，到基层从事农技工作或受过技术培训的农民，都可以用此法培育玉米杂交种。但能否成功，则取决于育种家的谋略、经验、投入、辛勤乃至机遇。但是，要选育一个杂交种，通常需要经过选系、加代、组配、繁育到推广等诸多程序。一般需要6-8年或更多一些时间。若改弦更张，重订方案，又需要一个6-8年。时光无涯，人生苦短，获取成功的育种家毕竟是少数。科教体制中，经费由国家无偿供给，长期以来形成“等、靠、要”的依赖思想。育种家们对育成品种缺乏推广能力和积极性。国营种子公司无偿地使用科研部门育成的新品种，对选育新品种漠不关心。其结果是，科学家经历千辛万苦育成一个杂交种，而种子公司在“统一供种”政策下，利用育种家的成果，轻车熟路，年复一年获取可观的利润。政策导向造成两个部门明显的的反差。玉米“黄金产业”有利可图。现今除国家、省级育种单位外，地区、县市科研和种子部门都青睐育种工作。资力雄厚的大公司纷纷开办科研所，更多的则是有些基层种子公司，急功近利。据报道，全国至少有2000多家种子公司染指玉米种业，其中至少有400家兼营育种业务。“你有他有我也有，千方百计早出手”。一期间杂交种骤然增多，新品种不断翻新。种子公司推出新品种正常渠道有两条：一是依靠购买育种单位的种子专利或合作开发权；二是高薪招聘离退休育种家，轻车熟路，快出成果。反之，亦不乏其数。1997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正式发布。但缺乏配套的管理机构和健全的法规体系，形同虚设。大多应用型科研单位和育种家都已认识到，科技体制必须改革，所有制形式必需突破，科研院所必须进入市场。据有关部门对83位玉米育种家调查，有56位科研人员表示愿意到种子公司工作，占调查人员总数的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