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革中央：

目前，中国已成为小麦、水稻和玉米三大主粮净出口国，世界第一大粮食进口国。根据《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年）》，中国粮食自给率需要维持在95%以上，但现在实际的粮食自给率已经突破了红线。要想改变我国粮食的现状，要从根本上降低种粮成本和提高粮食品质，必须以土地流转为纽带，同步推进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和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核心的农业现代化，实现农业向规模经营集中，人口向社区集中，产业向园区集中。

针对有些人以土地流转之名，变相囤积土地，同时采用“非粮化”的经营模式等问题，建议，一要从严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开展基本农田补划与重划工作，鼓励将大城市允许有条件的建设区内的耕地划为基本农田，坚决将城镇周边、道路两侧的优等耕地划入基本农田区，倒逼出卫星城镇、都市农业和田园城市的“城乡一体化”发展之路。二是区别对待耕地和基本农田“非粮化”问题。应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鼓励农业经营者，在不破坏耕地和基本农田的前提下，因地、因市制宜进行种植业结构调整。三是严格控制耕地和基本农田“非农化”。缩小征地范围，将之严格限定在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共设施和公益设施项目内；推行“谁执法谁普法”举措，依法处置利用流转耕地经营非农化产业的行为。四要完善准入与监控制度，建立以家庭农场为主体的农地流转新机制。

台盟中央：

近年来，国家深化农业和农村改革，试点实施政策性农业保险，进一步稳固农业基础地位，保护农民切身利益。但由于到村入户工作量大，涉农人数多、种类多，农业时效性强，涉农保险难以做实。加之，农业保险体系不健全，理赔不及时不规范，几乎所有农业保险工作均依托在乡镇农业服务中心或者畜牧兽医站承担，服务体系职责分散。另外，赔付标准较低，农民参保积极性不高。目前，政策性农业保险条款规定的赔付金额还是在2007年制定的，导致赔付标准低且涵盖不了直接物化成本。例如，水稻每亩地平均投入成本为300—400元，生产条件差的地区约为450元/亩，但是最高赔付只能到达300元/亩。为此，建议：

一要加强承保理赔规范管理，保证双方合法利益，做到“应赔必赔”；建立农业保险赔付评价机制，对承保管理、理赔服务、资金管理等环节加强监管。

二要健全保险服务体系网络，提高农业保险服务水平。

三要制定更加合理的保险条款，提高农户参保积极性。制定新的涉农保险政策，在理赔上应根据种养殖的生长周期或降低免赔率，降低起保标准；根据农业生产条件及粮食价格变化作相应调整，将水稻赔付标准由每亩300元提高到每亩450—500元；改进保险扶持和保费补贴方式，将农户、龙头、集体经济组织等自己缴纳的部分改为全额缴纳保费，并将政府补贴保险公司改为直补农户，由基层监管部门负责监督农户的投保数量，发现虚假投保则取消财政保费补贴资金，保证数据的真实性。

四是应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范围，促进种养殖业发展壮大。积极探索新型投保主体，建立风险补偿机制，实行差异化补贴，进一步加大财政对农业保险的补贴力度，提高财政补贴的精准性。

全国政协委员钱学明：

社会普遍认为一家一户的小规模农业生产是导致我国农业低效、高成本的重要原因，为此，政府出台和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推动倡导土地流转，希望以土地规模化经营为突破口，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运营成本。但现有条件下的土地流转，并未显著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升农产品竞争力。

人才、技术、设备利用率低，折旧费分摊成本高。种植大户需要“小而全”的设备，如果自备完全满足自己需用的农机，一年当中可利用天数只有6—10天（整地、播种、收获、烘干），多次使用的也不过20—30天（施肥、施药），设备折旧成本高；还需要有专业水平的机手，而人员利用率不高增加了农产品的成本分摊。

为此，他建议应将建立、完善综合农事服务组织体系提高到与土地流转同等重要位置，是解决农业产业化低效率、高成本问题关键。